存在与行动

由于家庭的宗教背景，伯格曼几乎是在宗教的浸润下长大。当他要讨论存在的时候，首要便是上帝的存在。在《魔灯》中，伯格曼说：“我的一生一直在我与上帝这一关系上作斗争。”他在自传中描述了自己对父亲严厉管教的恐惧，以及对宗教仪式某些刻板部分的困惑；尤其在青春期的末梢，“哥哥自杀未遂，妹妹因顾全家庭声誉而去流产”，伯格曼从宗教气氛浓重的基督教家庭出走，这些经历让伯格曼对上帝的态度从最初单纯的敬畏，逐渐转变为一种复杂的审视。伯格曼既怀疑上帝的存在，也不愿否认上帝的存在，用他的话来说，他“童稚的虔诚”与“严苛的理性”一直在争斗，这种争斗在电影中表现为痛苦的追问，永远没有答案。

在《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借骑士布洛克之口说：“我想要上帝伸出手来，露出真容，对我说话，但他却一直保持沉默，我在黑夜里向他呼喊，但是有时候我感觉那里空无一人，也许那里本就空无一人……多数人不会思考死亡和虚无，但是总有一天他们的生命会到达终点，凝视黑暗深渊，出于对此的恐惧，我们制造出一个偶像，称之为上帝。”这句话深刻地反映出伯格曼对上帝存在意义的怀疑。到了《冬日之光》中，伯格曼对上帝的态度进一步演变为愤怒与绝望。影片中的牧师托马斯，在信仰的道路上陷入了绝境。他身体抱恙，感情生活支离破碎，对自己的神职工作也失去了信心。他愤怒地质问上帝，为何在人类最需要他的时候缺席。伯格曼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托马斯内心的挣扎与绝望。教堂的空旷、寒冷，以及托马斯孤独、疲惫的身影，都营造出一种压抑到极致的氛围。

但在经历了对上帝的质疑与愤怒后，伯格曼在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态度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呈现出一种和解与重新审视的趋势。他在《魔灯》中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开始重新思考上帝的存在形式。他意识到，上帝或许并非以一种直接、明确的方式干预人类生活，而是以一种更为隐晦、微妙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和生活的点滴之中。例如在《芬妮与亚历山大》中，家庭遭遇了诸多变故，但在最后，某种神秘的力量似乎在守护着这个家庭，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家庭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都成为这股神秘力量的具象化体现。伯格曼认为上帝或许以一种新的方式存在于世俗生活中，他也试图在用镜头挖掘和呈现这种世俗生活中的神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神性，而且这种神性完全属于世俗生活，我们无法在任何非世俗的生活中遭遇到这种神性。这或许是伯格曼对自己过去激烈质疑上帝态度的一种修正。

其实伯格曼对上帝的追问，也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它背后是人类普遍的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迷茫，而这与存在主义哲学不谋而合。上世纪50年代以后，存在主义哲学在欧洲盛行，伯格曼也逐渐以存在主义哲学的立场去触及一些重大问题，他开始把注意的重点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转移到对人内在弱点的更为细致的考察上，用摄影机去窥视人的灵魂。

关于存在主义，法国哲学家萨特阐释说: “人沉思的一直是人与所处社会、家庭、事件等环境的关系，即人如何面对自我生存环境，如何选择自我生活道路以及选择之后如何承担责任等基本命题。”伯格曼的不少电影讨论的其实正是这些命题。

比如在他的电影《假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存在主义的思考。主人公伊丽莎白在一次演出中忘了台词，之后便拒绝说话，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护士阿尔玛负责照顾她，与此同时开始与伊丽莎白的丈夫偷情、照顾她的孩子。阿尔玛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失去自我身份，变成了伊丽莎白的替身。

伊丽莎白突然选择沉默，放弃言语表达，这一行为象征着她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以及对自我存在的迷茫。而护士阿尔玛在与伊丽莎白相处的过程中，也逐渐陷入了自我认知的混乱。伯格曼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角色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了个体在试图寻找自我、建立与他人的联系时所遭遇的重重困难。伯格曼认为，个体的孤独是无法避免的，即使阿尔玛努力与伊丽莎白交流，也难以真正打破伊丽莎白内心的孤独，每个人都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孤岛。伊丽莎白选择沉默来追求自由，但自由选择又往往伴随着代价，她失去了与外界正常沟通的能力，陷入更深的迷茫。两人都在不断反思自己的生活，但却越发迷失，这或许表明生命的意义并非清晰可寻，而是需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内心挣扎中去艰难探寻。

除此之外，再比如《处女泉》里父亲愤怒的复仇，《犹在镜中》卡琳对墙壁缝隙中上帝变成蜘蛛的幻觉的尖叫，《沉默》中埃斯泰躺在床上因病痛、心痛而变形嘶喊，《假面》中甚至用特技手段直接把人物的脸撕碎等等，这些极端的发泄，其实都是为了确认自我的存在。在伯格曼的电影中，人物与自我之间就像隔着地平线，一旦我们向前进，自我就往后退得更远。人似乎永远找不到自我，而生命的意义就落在了不断地寻找自我，或者说，不断地行动。

讲到这里，我们仍要说回《第七封印》。在《第七封印》中，骑士布洛克与死神以棋局对弈，试图以此从死神这里赢回一丝生的机会，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向死神叩问到一丝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布洛克经历了各种人和事。他看到了农夫一家虽然生活贫苦却充满温情，看到了剧团演员们对生活的热爱。于是，布洛克在面对死亡的阴影 ，没有陷入绝望，而是积极行动。他帮助剧团演员们躲避强盗，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这似乎宣示着，行动是存在的表达方式，只有通过行动，个体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证明自己的存在，并且在行动中不断探索和定义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因行动而有了实质内容，行动也因存在的意识而具有了方向和价值。

对于伯格曼而言，他早已不可分割地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他一生都在创作，有多达一百多部作品，他将自己对生命、人性和世界的理解全部注入了他的作品。在《魔灯》中，他讲到自己的职业病，他说在生命中那些悲痛与欢乐的时刻，他总是抽离的，他写道：“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悲痛中，我正在思考，我正在观察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他感激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也说，这个职业病“冷酷无情地跟踪我的生命，经常疯狂地夺走、毁灭我最深切的体验”，但不可否认，可能正是这些思考、观察与扮演，定义了伯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