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加大投资政策与资金投入以刺激消费！应如何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现阶段我国消费不足是一种结构性偏差，要用抓投资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去抓消费，消费不足的结构性偏差，形成稳增长促转型的新动能。

在我看来，政策引导市场，有形之手拉着无形的手，从某种程度上就是用人的主观意志去决定市场的走向！因此“用抓投资的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去抓消费” 是否符合经济学规律，需要结合我国经济结构特征、消费与投资的内在关系，以及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管理的理论逻辑展开分析。这一观点的核心是针对当前消费领域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政策资源的集中投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增长动能从投资驱动向消费主导转型，其背后有清晰的经济学逻辑支撑。

一、先明确核心前提：我国消费不足的 “结构性偏差” 本质

刘世锦提到的 “消费不足是结构性偏差”，是理解这一观点的基础。从数据看，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虽然超过60%，但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约为39.9%，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这种 “不足” 并非简单的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矛盾：

从主体看：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收入增长放缓、财产性收入占比低），而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需求受限于供给端（如高端服务、优质消费品供给不足，所以导致了移民）；

从领域看：传统商品消费趋于饱和，但服务消费（医疗、教育、养老、文旅等）存在明显供给缺口，城乡消费差距、区域消费不平衡显著；

从约束看：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强（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压力大），消费信心和预期受不确定性影响较深。

这种结构性偏差的根源，是消费领域的 “供给 - 需求” 错配与 “制度性约束”，从我们当前的经济学理论去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快速改善，需要政策力量介入引导。

二、“用抓投资的力度抓消费” 的经济学逻辑：从 “投资驱动” 到 “消费主导” 的转型

在经济学中，投资和消费是总需求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但两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机制和可持续性存在本质差异！

投资的特点：短期拉动效应强（如基建投资可直接带动 GDP 增长），但长期依赖投资会导致产能过剩、债务积累（若投资回报率低于融资成本），且投资需求最终需依赖消费需求消化（“投资创造的供给需要消费来承接”）；

消费的特点：作为 “最终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 “稳定器”（波动小、可持续），且消费升级能倒逼供给侧创新（如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推动车企技术迭代），形成 “消费 - 增长” 的良性循环。

我国过去 40 年依赖投资驱动增长（尤其是基建、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但当前投资边际效益持续下降（如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基建投资回报率走低），经济增长需向消费主导转型（符合美国、特朗普的预期）。此时 “用抓投资的力度抓消费”，本质是通过政策资源的重新配置，矫正过去 “重投资、轻消费” 的结构性失衡，符合 “需求结构优化推动经济转型” 的经济学规律。

三、“政策力度和资金投入抓消费” 的具体路径：符合 “消费决定因素” 的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中，消费的核心决定因素包括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预期）、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消费环境等。“用抓投资的力度” 本质是通过政策干预改善这些因素，这与凯恩斯派的经济学理论完全契合：

简单而言，凯恩斯消费函数指出：消费随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增加。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慢、财产性收入少，再直白一点是社会福利、劳动关系保护、工资保护等方面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若像过去补贴投资（如基建项目贴息）那样补贴消费，例如：

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如提高低保标准、发放消费券）；

通过税收优惠（如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免消费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完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收入能力），这些措施直接作用于 “收入” 这一消费核心变量，符合经济学逻辑。

为居民承担房价下跌损失和债务包袱（美国次贷危机的措施），或许就能直接改变下降螺旋，但目前我国采用的政策，主要还是日本的大基建方针，我们看到这两个月在西藏的水利和铁路投资说不定就要到2万亿了！

而这种通过政策力度改善消费预期，也契合 “生命周期假说”！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还取决于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如养老、医疗支出）。我国居民储蓄率偏高（2022 年居民储蓄率约 34%），部分源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若像过去推动基建投资那样，集中政策资源完善社会保障（如加大医保、养老、教育公共投入），可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意愿，这本质是通过政策减少 “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符合消费理论中 “预期影响消费” 的逻辑。

而更关键的是，通过结构性政策优化消费供给，十分响应 “供给创造需求” 理论（这是我国经济的核心）！

当下，虽然萨伊定律有争议（供给创造需求），但其核心思想在消费领域仍有意义：当消费供给升级（如优质医疗、高端文旅、绿色智能产品），可激发新的消费需求。若用抓投资的力度（如产业政策支持、资金补贴）推动消费供给侧改革，

四、要避免 “过度干预” 违背市场规律

“用抓投资的力度抓消费” 虽符合规律，但需警惕与 “投资驱动” 模式相似的风险，避免违背市场原则！

首先，不能搞 “消费刺激大水漫灌”：若单纯通过政府补贴刺激特定消费（如过度补贴某类商品），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企业依赖补贴而非创新），又将引发新的产能过剩周期！

需以 “市场化” 为基础：政策应聚焦 “消除消费障碍”（如打破行业垄断、完善消费信贷），而非直接干预消费选择（如指定居民消费品类，告诉居民什么应该买之类），否则会扭曲价格信号，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要区分 “短期刺激” 与 “长期机制”：短期可通过消费券、补贴缓解消费下滑压力，但长期需依赖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等制度性建设，避免政策依赖。

所以，解决的思路关键在于政策实施中坚持 “市场化导向”，聚焦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刺激，在 “政府引导” 与 “市场决定” 之间找到平衡，如此才能既符合经济学规律，又切实解决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通过政策资源的重新配置，矫正我国经济中 “消费滞后于投资” 的结构性偏差，推动需求结构从 “投资依赖” 向 “消费主导” 转型，也适应世界市场结构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