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惠州行：东湖旅店见证“最伟大抢救”，解锁抗日岁月热血记忆

惠州，又称“鹅城”，是座有1400多年历史的文化老城。早在隋唐时期，它就是广东东部的重要区域，一直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古时候就有“岭南名郡”“粤东门户”的说法。

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后，日军为了实现封锁中国的南大门、进而占领东南亚各国，把入侵广东惠州沿海地区当成了侵占华南的登陆点和“桥头堡”。从1938年10月1日起，日寇每天派60多架飞机，对惠州城疯狂投弹轰炸，这样的轰炸持续了10天。当时的惠州城，大街小巷全成了一片火海，无辜老百姓死了多少、伤了多少，根本没法统计……让这座千年历史的“岭南名郡”在侵略中爱到了沉重的灾难。

这次来惠州旅行，珊姐姐发现这座城市里藏着不少抗日时期的印记，现在成为了红色教育基地及旅游景点，我拍下了照片，后续我会把这些关联的故事分享出来，也想借此提醒：那段历史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牢牢铭记，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站，我们来到距离水东街不远的“东湖旅店”。

东湖旅店是在惠城区桥东上塘街，砖洋楼的外观透着中西合璧的韵味，古雅的清水墙里，门口已经挂满了牌子有文字介绍，让我们能清晰知道这里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秘密大营救”里的关键站点——惠州接送站“东湖旅店”。

东湖旅店的初代主人翟雨亭，是民国时期惠州的知名乡绅。1935年，他带着全家从福建迁回惠州；抗战爆发前，他买下桥东东湖塘边一块1000多平方米的空地，建起了一栋3层洋楼。这是当时惠州最早的中西式豪华别墅。1938年10月，惠州被日军占领，当地的酒店、旅馆全没法开门营业。翟雨亭看着这情况，便把自家别墅改成了“东湖旅店”，做起了住宿生意。

时间来到1941年12月8日，香港也落入日军手中。紧接着，日军封锁了香港到九龙的海上通道，实行宵禁，还到处搜捕抗日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爱国者。为了保住抗战的有生力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联手发起了“秘密大营救”。1942年1月5日起，东江游击队接下任务后，立刻安排要营救的人分批从香港偷偷渡海，由武工队员护送到港九抗日游击队的交通站，再分东西两条路线送往东江抗日根据地。在整个营救路线里，惠州是抗日物资和人员转移的重要中转站。

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回内地避难都要经过惠州中转，当地旅店生意一下子火了起来。东湖旅店因为装修高档，常常住得满满当当。后来，有个外号叫“东江杀人王”的国民党官员——他既是惠州军区最高军事长官，也是当地行政长官张光琼，直接包下了东湖旅店三楼的房间。

张光琼外号“东江杀人王”，手段狠辣，所有人都怕他，对他敬而远之——正因如此，东湖旅店的一、二楼没人敢租。可当时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偏反其道而行，他化名香港某公司经理，包下了旅店二楼整层，把这里变成了秘密交通站。就这么在“虎穴”里、敌人眼皮底下，借着各种掩护悄悄完成转移任务，上演了一出“暗渡陈仓”。后来茅盾评价，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可以称得上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当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亲自指导营救掩护策略：一方面从香港筹集煤油、布匹、医用品等抗战紧缺物资；另一方面安排擅长经商的廖安祥，协助卢伟如开了洋行。这么做有两个目的，既能为地下工作筹钱，又能给交通站打掩护。卢伟如等人借着经营洋行的便利，常以商业往来、应酬宴请为借口，和张光琼等一大批国民党军官搞好关系。一来二去，这些军官渐渐放松了警惕，也为后续的营救工作铺好了路。

从1942年1月开始，营救行动正式展开。柳亚子、何香凝、邹韬奋、茅盾、夏衍、张友渔……包括这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内的百余人，在香港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舍命掩护下，冲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一道道哨卡，先从香港安全抵达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控制区，再分批转移到内地。

如今的东湖旅店旧址，已被重新整修，我来到的时候大门紧锁，没有对外开放，唯从外部看仍能看出仍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装修风格——新旧质感碰撞间，藏着一段厚重的历史。作为香港秘密大营救的惠州接送站，这里曾为团结更多社会人士投身抗战、助力抗战胜利，立下了史诗般的功劳。

七十多年过去，东湖旅店的旧貌虽已变迁，但“东湖旅店”这个名字从未褪色。它始终承载着那段抗日烽火岁月里，无法被磨灭的红色记忆，提醒着人们铭记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