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男孩补习班坠亡无法立案 非法补课能否成为安全责任豁免牌？

8月14日，温州7岁男孩曾虹博在补习班坠楼身亡一案迎来新进展：家属控告涉事教师曹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警方审查后认为“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这起发生在鹿城区某居民楼内的悲剧，因“非法补课”“安全责任认定”等关键词，再次将校外培训乱象与未成年人保护议题推向公众视野。截至8月15日，家属已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并表示将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彻查真相。

悲剧回溯：14楼窗户边的“无人看护时刻”

时间回到7月26日晚7时许。温州鹿城区某老旧小区14楼，7岁的曾虹博正在退休教师曹某开设的语文写作补习班上课。这是他暑期课程的第3周，每周2节、每节2小时，5周课程总费用1800元。

据家属提供的现场监控及警方笔录，事发时，曹某将6名学生分为两组：3名年龄稍大的孩子在客厅，由其亲自辅导写作；曾虹博与另外2名同龄男孩则被安排在隔壁小房间自习。监控显示，19时15分，曾虹博独自走到窗边，试图攀爬窗台；19时17分，其身体越过窗框，从14楼坠落至2楼平台。

“那个房间窗户全开着，没有护栏，窗台高度只有80厘米，一个7岁孩子轻轻一翻就出去了。”曾虹博的父亲曾先生哽咽着向记者描述。他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涉事房间为普通民居卧室改造，窗户为推拉式铝合金材质，窗外无任何防护设施，窗台上还留有孩子的手印。

更令家属痛心的是“无人看护”的疏漏。据曹某在警方笔录中陈述，她当时正在客厅批改作业，听到小房间有响动后曾短暂查看，但未发现异常。而同班学生小林（化名）则向警方证实：“我们三个在玩橡皮，老师没进来过。”

警方不予立案：非法补课≠犯罪现场？

8月14日，曾先生向记者出示了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通知书显示，家属控告曹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经审查认为“无犯罪事实”，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2条决定不予立案。

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指控，警方解释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曹某“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危险”。一位不愿具名的办案民警透露：“窗户设计本身不违法，且孩子是在玩耍时自行攀爬，属于意外事件。”

而针对“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控告，警方引用教育局认定结论：涉事场所为居民楼民宅，曹某无办学许可证，属于“个人非法补课”，不适用《教育法》对教育机构的安全管理规定。

这一结论引发家属强烈质疑。“教室里有黑板、课桌，老师布置作业、批改试卷，收费记录和上课视频都在，怎么就不是教育机构？”曾先生展示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他于7月10日向曹某支付1800元，备注“暑期写作班费用”；而班级群聊天记录中，曹某每日发布作业要求，并点评学生作文。

法律争议：“非法补课”能否免除安全责任？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律师指出，本案核心在于“安全保障义务”与“非法经营”的界限划分。

根据《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需满足“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导致他人死亡”的要件。付建分析：“曹某作为补习班经营者，对7岁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负有更高注意义务。涉事房间窗台低矮、无护栏，且将低龄儿童单独留置，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责任，可能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

对于“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适用争议，付建强调，该罪名主体虽为“教育机构”，但《民法典》第1199条已明确：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其他教育机构”学习期间受损，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应担责。“此处‘其他教育机构’应作广义理解，包括所有实际承担教育功能的场所，无论是否合法。”

温州市教育局“双减”工作专班负责人则向记者表示，自2021年“双减”政策实施后，温州已停止审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机构需通过“营转非”转型为非营利性质。“曹某的行为属于无证办学，我们已联合街道办责令其停止办学，并将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处罚。”

但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不可混为一谈。“非法补课需承担行政处罚，但安全责任属民事侵权范畴，两者并行不悖。”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指出，即使曹某无证办学，仍需对曾虹博之死承担民事赔偿，甚至可能因“重大过失”被追究刑事责任。

家属维权：从复议到检察院申诉

目前，曾虹博家属已启动多重维权路径：

申请复议：8月15日，家属向鹿城区公安分局提交《刑事复议申请书》，要求重新调查曹某是否存在“明知窗户危险仍放任学生进入”的主观故意；

民事索赔：同步委托律师起草民事起诉状，向曹某索赔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56万元；

检察院申诉：若复议维持原决定，家属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13条，向鹿城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我们不要钱，只要一个公道。”曾先生表示，儿子生前活泼开朗，墙上还贴着“三好学生”奖状，“这样的悲剧不该发生在补习班，更不该因为‘非法’两个字就被轻描淡写地带过。”

行业反思：校外培训安全监管的“灰色地带”

这起事件暴露出校外培训市场长期存在的监管盲区。记者走访温州多处居民区发现，无证补习班普遍藏身于老旧小区，以“退休教师”“一对一辅导”为卖点，收费从每小时50元至200元不等。这些场所大多未通过消防验收，窗户无护栏、电线裸露、逃生通道堵塞等问题突出。

“我们也想整改，但居民楼改不了消防。”一位匿名补习班经营者坦言，其所在小区同类机构超过20家，“大家都这么干，法不责众”。

温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承认，对居民楼内无证补课的监管存在难度：“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联合街道、市场监管部门上门劝导，但对方关门再开，很难根治。”

对此，付建律师建议，应建立“社区网格化巡查+物业连带责任”机制，要求房东出租房屋时核查承租人办学资质，否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同时，他呼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配套细则，明确非教育机构场所的安全标准，“比如规定有未成年人活动的民宅必须安装防护栏、监控等设施”。

社会关切：谁来守护“教室里的安全”？

曾虹博坠亡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数万条讨论。网友“小鱼妈妈”留言：“现在补习班比幼儿园还危险，至少幼儿园有护栏、有老师看着！”网友“教育观察者”则指出：“黑补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家长需求旺盛。但需求不能成为忽视安全的借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此案折射出“双减”政策下家长焦虑与监管现实的冲突。“要根治无证补课，需疏堵结合：一方面严打违规机构，另一方面扩大优质课后服务供给，让家长不必冒险选择地下培训。”

截至发稿，鹿城区公安分局尚未就复议申请作出答复。这起悲剧的最终走向，或将影响未来类似案件的司法认定标准。而对于曾虹博的家人来说，无论结果如何，14楼那扇没有护栏的窗户，已成为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