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同组成的“黑手党”，专杀男性

作者丨臭老九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中国古代没有女同性恋这个概念，但存在过和女同性恋大致相似的特征。相对于男同性恋在先秦时就有的龙阳之好、西汉时就有的断袖之癖的明确记载，女同性恋的记载极其隐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直到清朝时才开始在民间出现出现了相对来说比较直白的记载。这种直白是民间因为时代氛围变化而产生的，从一种典型的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现象就是“自梳女”。

中国古代的女同

自梳女产生于清朝后期，是广府珠江三角洲地区独有的特殊群体。据《广府民俗艺术审美》一书的说法：“自梳女视男女交媾为人生最丑陋之事，因此终身不肯嫁人，这是岭南婚姻风俗的一大奇观……自梳女自梳后，便自立于社会，可以走出深闺，出外耕作、经商或打工。”（刘介民：《广府民俗艺术审美》）

这种行为在清朝后期也是极有个性的。但这些自梳女出现的根本不止是因为个性，还是因为时代的变化使她们的个性表达成为了可能。明初，珠江三角洲出现“果基鱼塘”和“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至明末清初，桑基鱼塘发展迅速，取代了前者。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闽、江、浙三关，广州一口通商，此后生丝和丝织品的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成就了桑基鱼塘的黄金时代。蚕丝业的兴起，为女性提供了独立谋生的机会。（郑佩瑗：《粤语文化地图》）

据《顺德县志》记载：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顺德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顺德县志》）

虽然自梳女“情愿终身不嫁”，但也会被父母逼着嫁人。但她们也还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在结婚后设法保护其志向，不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因为一旦怀孕，按俗例必须落家，从此便不得脱身。”并且“还要由金兰姐妹（结拜姐妹）特制一套防御衣服给其穿上。这种衣服用厚布制成，上下衣相连，穿上后由金兰姐妹用麻线将所有夹处密密缝牢固，使新郎难以扯开。”（徐杰舜主编：《汉民族史记（1-9卷）》

这里的结拜姐妹在“自梳女”中，其实有其特定称呼叫：“金兰契”。当时如果广东的女工有两人如果情感很好，她们便会结为金兰契。有学者称：“金兰契俗名夸相知，又名识朋友……（顺德丝厂）女工之感情遂日洽，故有择其平日素相得之一人，结为金兰之契，其数仅为二，情同伉俪。后佣妇多效之，浸假而大家闺秀亦相率效尤，遂成风气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徐珂提到“金蘭契之風，以順德為最盛。”（徐珂：《清稗类钞》）结成“金兰契”的女性平时会住在一起：“此后坐卧起居，无不形影相随。”（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也提到了（金兰契结成后）“此后坐卧起居，无不形影相随。”（徐珂：《清稗类钞》）

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同性恋关系。霭理士认为：从前的女子深居简出，既不与一般社会往还，更少与异性接触的机会，所以同性恋的倾向特别容易发展，所谓“闺中腻友”大都带几分同性恋的色彩。不过见于记载的却极少，也为的是深居简出不易为外人所窥探的一个原因。（霭理士：《性心理学》）

霭理士的说法能够得到侧面佐证：“其内容男界或不能尽知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刘介民的说法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女性之间的同性恋的存在的可能：“此后坐卧起居，情同伉俪，不许第三者插足。然二人同居，亦有同性恋的一些秽亵行为，“或云使用摩擦力，或云使用机械的”，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同性恋的行为。”（刘介民：《广府民俗艺术审美》）

胡朴安所提到的内容则基本证实了：“按二女同居，虽不能具有男女之形式，实具有男女之乐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从自梳女到金兰契，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普遍都发生在，清末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一带，而且发生的基本动力是女性的有其自我经济能力。这可以推出两点结论：

其一、女性的自我权利意识的出现和自我经济能力有很深刻的内在关联，其二、在女性自我经济能力有发展前景的地方，更容易产生女性之间的特殊的集体意识，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几乎是类似于一种未命名的“组织”形式。

胡朴安的说法提到：“契约既经成立，或有异志，即以为背约，必兴娘子军为问罪之师，常备殴辱，几成一种习惯法。”徐珂的《清稗类钞》同样也提到了。不允许有“异志”，这是组织形式的基本态度。在女性之间有这种未命名的“组织”形式的同时，又如前所述厌恶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这表明这种未命名的“组织”形式，比较容易产生女同性恋。

女同组织对性别身份的挑战

后来到了清末民初，这种未命名的组织形式就更加明确了。民初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有这样的记述：“广州女子多以结盟拜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为他省所无。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此即丈夫的别称 ———作者注）者。”

张心泰的意思大概是说当时广州存在一个全女组织“金兰会”，还有女性同居的现象，并且提到其中一人的表现就像丈夫一样，这很明显还是一种同性恋关系。从张心泰提到的“则众姊妹相约自尽”可知，这个组织有其冲动的一面。在清代的《点石斋画报》中，也有关于女子结为金兰会并想要造成较为严重后果的记述：

“粤俗女子向有结为金兰友者，大都以十人为率，凡所结契之人皆愿与姊妹行，常相聚处，不以有夫为乐。父母有强嫁者，则预习迷夫术以杀之，必归宁与兰友相聚而后已。”（《点石斋画报·怨偶堪危》）

这段的意思大概是说，“金兰会”的会员们不想结婚喜欢和“金兰会”的姐妹待在一起，而不喜欢和男人待在一起。父母要是强行把她们嫁人，她们会计划杀掉这个男人。

《点石斋画报》就明确提到了一个案例，广东某地的一个关姓女子加入金兰会后，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新郎家后，该关姓女子竟然企图把新郎置于死地，结果最终被救了没死成。（《点石斋画报·怨偶堪危》）

因为“金兰会”这种关系是处于一个集体之中，这种集体情绪对男人有某种敌对态度，计划杀掉被指婚的男人，实质上也是这时的女性基于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在矫枉过正的自由追求上的终极反应。虽然行为不可取，但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像“金兰会”女同性恋组织并非只是在广州才出现的个别现象，在上海同样存在过。

据徐珂的说法，上海清末民初存在过一个女同性恋组织，组织名字居然叫“磨镜党”（磨镜为古人对女同性恋性行为的一种具象描述 ——作者注）徐珂首先提到一个叫洪奶奶的妓女：“洪奶奶與婦女暱 滬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慶里，為海上八怪之一。”并且说她喜欢和女性亲昵，而不喜欢男人，还说这个洪奶奶是“磨镜党”的领袖：“所狎之男子絕少，而婦女喜與之暱，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洪為之魁。”（徐珂：《清稗类钞》）

“磨镜党”的存在，几乎同时来到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可以予以证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清末民初这个时候，正好来到了上海，他的书中关于上海游记的部分就明确提到：“据说，那里还有什么磨镜党。”（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古代西方的女同性恋者萨福时，也说起了“磨镜党”：“还有些学者硬派“磨镜党”去奉萨福为祖师。”（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的说法进一步佐证了，这个时期“磨镜党”的存在确属事实。因为周作人作为社会名流的身份，还知道“磨镜党”的存在，说明了这个时期女同性恋的组织已经趋于更加公开化，并且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名气。此名气的存在和男权社会的固有视角也有关系，在此一视角内，女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是作为猎奇的噱头而存在的。

徐珂就提到“兩女相愛，較男女之狎媟為甚，因妬而爭之事時有之，且或以性命相搏。”就是说“磨镜党”内的女性爱上其他女性，相爱的猛烈程度比男人要狂热。不喜欢男人喜欢女人的全女组织“磨镜党”，虽然在男权社会的视角中是一种噱头，但在事实上其实是更深层次的，对权力界定的性别身份的一种挑战。

对于这种女性之间爱的狂热，贺萧评价说：“由男性开始、并控制性交往的“正常”男性特权大大削弱了。每次客人同妓女的交往中都含有被妓女拒绝的可能，但是妓女同优伶、车马夫、“小鬼”和其他女人的勾连所涉及的，就不仅是拒绝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地动摇了权力的性别身份。”（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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