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两大族群正式开始“部落联盟”时代

当炎帝族在太行山的西侧进行扩张时，他们并不会遇到多大阻力。但当他们沿桑干河向东前行，准备进入华北平原时，等待原始西羌”族的将是来自东部沿海的“原始东夷”们。

我们并不能确认东、西两大部族是谁先行到达太行山东麓的。事实上原始东夷们也有动力迁移到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原始位置注定他们只能向西迁移。另一方面是由于桑干河的下游地区正好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角（也就是北京以西的区域），这里正好处在“黄泛区”（广义上的）所覆盖不到的地区。另一个类似的区域则是郑洲以西的“河洛地区”。

（历史黄泛区示意图）

谁先到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都有意将此地作为新的聚落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碰撞意味着文化的融合。不过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这种“融合”却意味着血与火。

（原始羌夷冲突地点分析图）

双方在太行山的边缘，桑干河下游地区展开了争夺。根据史书的记载，西部的代表是“炎帝”族，而东部的代表是“蚩尤”。关于这两个名称，习惯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史官们将之具体为两个帝王式的人物，实际上更应该是两大部族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本身是否存在，亦或是不是有其他的称谓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分析来说，只是根据传统的习惯用来标示二者的区别与属性罢了。

双方最终展开争夺的地区是一个被称为“涿鹿”的地方（桑干河下游）。如果仔细研究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地形特点会发现，这一区域也与黄帝“建都”的新郑地区有类似之处，即都处于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区，地形都已经演变为丘陵向平原地区过渡的特点了。

换句话说，进一步就是华北平原，退一步亦有山可靠。从这一点来看，比较符合刚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原始西羌”的需要。因此如果冲突的爆发点是在这一区域的话，原始东夷作为主动进攻一方的可能性较大。
事实上作为上古族群之间的争斗，是不大可能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来解决问题的。决定东西两大部族命运的“涿鹿之战”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冲突的统称。关于这场“战役”的过程与结果，“历史”大概记载如下，一开始是炎帝独立与代表东夷的“蚩尤”作战，其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后求助于黄帝族，最终双剑合璧打败了“蚩尤”。

这种记载有一定的合理性，炎黄二族所占据的三个区域（即河洛地区、渭河平原、汾河及桑干河流域）之间是相互连接的，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及信息的互通是很自然的（尽管信息传递的时间很可能要以“月”为单位）。但按照上古时的交通能力，让黄帝族的战士越过黄河，沿太行山北上去驰援在“涿鹿”作战的炎帝族是不可想象的。

（注意涿鹿的位置与河洛地区的距离）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山东丘陵与“涿鹿”以及“新郑”（黄帝族的政治中心，河洛地区的东沿）的距离，会发现距离本身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如果原始东夷是从山东丘陵为中心向西自然渗透，那么与南北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的时间并不会相差太久。

当然在与两支“原始西羌”发生接触之后，“原始东夷”选择从北面进攻炎帝族是符合逻辑的。这并不是说黄帝族取得了炎黄争霸战的胜利，就一定是炎帝族的战力要弱一些。而是相比之下，黄帝族经营河洛地区的时间，肯定要早于炎帝族大规模到达桑干河下游的时间，根基会更为牢固。选择实力较弱的对手作为进攻对象是动物的本能，这与有没有“兵书”作为指导并没有关系。

附：原始羌夷冲突爆发地点分析图（太行山南北两端的两个红框即为炎黄二族东出黄土高原的出口。北以“涿鹿”为中心，南以“新郑”为前沿）

在东西两大族群展开大规模冲突之前，双方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了。象旧港片中那种不问青红皂白，遇见就打的情况并不会存在。矛盾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

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沿太行山北上加入“涿鹿之战”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按照后世的兵法来看，直接向东进攻“原始东夷”的大本营——山东丘陵是最佳的战法。这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作“围魏救赵”。

当然处在上古时期的黄帝族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的军事素养。对于他们来说，既然两大族群的战事已开，那么直接向处在自己东面的“原始东夷”族进攻才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双方之前在南北两个点上应该已经全面接触了。（从逻辑和距离上来分析，原始东夷如果向西渗透的话，没有理由只选择东北路线）

最终黄帝族的南线进攻取得了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原始东夷的主力已经被炎帝族吸引在北线了；另一方面则是黄帝族对河洛地区的经营时间更长，所积累的资源要更多。

之所以认定黄帝族并没有北上直接参与“涿鹿之战”，还因为这场“战役”胜利的标志是黄帝族攻取了“原始东夷”的核心地，也是他们的圣山——泰山，从这个角度看，黄帝族直接沿着正面之敌的败退路线追击，比之先行北上加入“涿鹿战区”，然后再南下攻取泰山要合理的多。

在原始部族的争斗中，没有比占据对方的“圣山”更具有标志性了（在华夏族之后与更具原始性的“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你仍然会看到类似现象）。

关于黄帝“封禅”泰山一说，史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根据上述分析这应该是可信的，当然形式上与后世的帝王封禅会有所区别。这在之后形成了一个惯例，即每一位自认为有所作为的帝王都会去“封禅”泰山。

无论后来的帝王是如何定位泰山的地位，在古典时期之前，也即山东丘陵地区没有完全融入华夏族之前的这段时间。部落联盟的首领们尊崇泰山更多的是为了融合两大族群的需要。对于黄帝族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用来标志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对对手表示尊重。因为依当时的情况来看，双方都没有实力一口吃掉对方，这场大规模的冲突更应该被看作双方融合的开始。自此以后，东西两大族群正式开始“部落联盟”时代。

结合“史书”（传说？）与考古学方面的证据来看，在东西两大族群之间的这场“战役”应该距今大约4600年左右。

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当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核心时间处在4000——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新石器文化现象。

一方面这些文化具有一些共性，但另一方面却又象是由不同的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河南大部的龙山文化基础，经考证原始基础应该为“仰韶文化”（黄土高原上的文化主体，距今约5000——7000年）；而山东的“龙山文化”又被确信源于本地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6300年）。

如果结合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时间，这种现象就很好解释了。也就是说大概在距今4600年左右，两大族群在经历过一场大规模冲突之后，开始进入“部落联盟”时期，并开始大规模文化交融。

这使得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但双方的文化都开始兼具对方的一些特色了。由于在文化上，东部要更有优势（从玉器的使用上就可以看出），因此更多的是西部吸收东部的文化因素。

关于所谓“黄帝”诞生的时间，根据史书中的记载甚至可以推断到具体的年份，2009年也即黄帝纪元4707年。我不确认如此精确的数字最初是如何记载下来的，但仅从地缘角度导出的推断以及考古学证据上来说，在大的时间上的确是没有太大出入的。如果最终能够被证实的话，那只能说华夏族对祖先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