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了？2015年专家预测：一旦开放二胎，中国新生人口将会激增

2015年，一场关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引发了舆论沸腾。那一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专家们纷纷登台亮相，信誓旦旦地预测：只要政策一松，新生儿数量必将像泉水般喷涌而出，甚至有望突破每年四五千万的惊人规模。

这些预测一时间成了媒体和公众议论的焦点，仿佛中国人口的“黄金时代”即将卷土重来。可短短几年过去，现实却泼下一盆盆冰水，从2016年1786万的高点一路下滑，2023年更是跌到了902万。这场关于人口走势的集体预言，最终在数据面前显得格外尴尬。

历史的脚印从不说谎，数字的变化背后是无数家庭的选择、年轻人的犹豫，还有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如果说2015年是信心满满的开端，那接下来的十年，无疑是一场让专家“打脸”的漫长回响。

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增长曾是一种国家力量的象征。战后恢复时期，国家鼓励生育，农村家庭以“多子多福”为信仰，城市里也逐渐跟上节奏。到了1970年，全国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年均出生人口维持在2500万人以上。

当时的家庭，即使生活艰难，也愿意咬牙多生几个孩子。一个孩子成家立业，就可能让整个家庭“飞黄腾达”。哪怕是穷苦人家，也坚信“先苦后甜”，宁愿勒紧裤腰带，也要让家里热热闹闹。

进入改革开放后，人口继续膨胀，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压力，于是“计划生育”应运而生，提出“少生优生”方针。这项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确实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出生人口在进入21世纪后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1771万滑落至2010年的1588万。

2013年，国家再次调整方向，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为全面放开生育铺路。当时无数独生子女家庭欢呼雀跃，期待迎来“添丁进口”的幸福时光。

2015年底，全面二孩政策落地，翟振武、崔振武等多位权威专家相继登场，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绘出一幅幅人口激增的蓝图。他们坚信，中国有9100多万对具备二孩生育资格的夫妇，尤其是城镇家庭，短期内必将形成“报复性生育”潮。

翟振武在《人口研究》中甚至预测，2016年出生人口将高达4995万，四年累计新增人口超过1.6亿。媒体争相报道，各地医院产科也开始备战，仿佛一个“婴儿潮”的新时代正在悄然到来。

2016年元旦，政策正式施行。这一年，出生人口确实出现短暂回升，达1786万人，比上一年多出131万，其中“二孩”比例接近45%，不少家庭趁势添个“弟弟”或“妹妹”。

有些母亲甚至已年近四十，孩子都读大学了，仍不惜冒风险再拼一个“晚来子”。医院产科出现排队现象，一些地方的月嫂供不应求，一度让人以为专家的预测正在兑现。

但这场“回光返照”并没有持续太久。2017年，出生人口降至1723万；2018年，缩减至1523万；2019年，继续滑落至1465万；2020年，跌至1202万，到了2023年，已经来到902万的历史低点。

现实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预测的偏差，也照见了中国家庭的真实选择。“不是不想生，是生不起。”这句话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背后是无数年轻人对生育成本的沉重思考。一项报告指出，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的开销，可能高达家庭年收入的六倍。

奶粉、纸尿裤、早教、学区房、辅导班，每一样都是“烧钱机器”。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哪怕一个孩子都可能捉襟见肘，更别说“二孩”“三孩”。

城市中，女性生育后的职场处境也不容乐观。“一胎降薪，二胎失业”，成了不少职场妈妈的真实写照。数据显示，女性生育后收入平均下降34.3%，其中42.9%的人甚至腰斩，找工作时频频碰壁。

“丧偶式育儿”更是让许多女性望而却步。孩子生病、接送上学、课外活动，几乎全压在母亲一人肩上。南通某项调查显示，45岁以上高龄产妇中，有38%出现产后抑郁。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政策的红利很快被经济压力吞噬。农村地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曾经的“超生游击队”家庭，如今也变得谨慎。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老家留守人口中，大多数已无再生育的意愿。即便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但“一个孩子都养不起”的声音屡屡听见。

2016年之后，新增二孩数量逐年减少，2017年为737万，2018年530万，2019年仅467万，呈现出明显的“高开低走”。

专家曾信心满满地描绘“总和生育率四五个”的愿景，现实却告诉我们，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远低于更替水平2.1。

面对持续下滑的出生人口，国家在2021年放开“三孩”政策，并陆续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试图扭转局势。

2022年起，育儿补贴政策陆续落地，每名新生儿可领取最高10800元；北京、浙江、湖北、江苏等地更是加码补贴，三孩家庭可获高达16万元的现金支持。

托育机构扩建、产假延长、陪产假跟进、社保报销力度提升，全方位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比如，河南郑州职工生育险报销额度高达13万元，西藏三孩家庭产假一年半，工资照发。

各地政府用真金白银砸向育儿领域，希望用“3连招”——补贴、托育、社保——激活被压抑的生育意愿。

真实情况却依然不容乐观。2024年出生人口仅为954万，死亡人口为1093万，人口连续第三年净减少。不少地方小学缩班、幼儿园撤点，妇产科门可罗雀，连月嫂行业也悄然降温。

翟振武在2020年一次访谈中承认，早期预测确有偏差，要想真正提高生育率，关键在于“让年轻人敢生、愿生、能生”。

他指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立不仅靠政策，更需要教育、医疗、住房、职场等多方面的配套。“不丢工作、不变穷、不累崩盘”，才是年轻人敢于养孩子的底气。

回顾这十年，从政策的变化到家庭的转变，从专家的预测到数据的反转，可以说，中国人口问题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放开就能生”。

这是一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一次关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代际传承的集体重塑。未来或许仍充满挑战，但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本质，正以更务实的态度推动人口政策向“降低成本、提高意愿”方向转型。

中国并不缺制度调整的能力，也从未缺少政策执行的效率。只要把握住年轻人的真实需求，真正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人口结构的稳定并非遥不可及。

这场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二胎实验”，虽然没有如预期那样引发人口井喷，却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推动了政策从“放开”走向“扶持”的关键转变。

打脸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错再错。如今，面对现实的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修正早期的盲目乐观，也正迈出更加坚定、理性、务实的一步。只要方向对了，未来仍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