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蝴蝶：如果梦境被异化

公元前4世纪的某个夜晚，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沉沉睡去。梦中他化作一只蝴蝶终日飞舞，自在逍遥，远离世俗纷扰，更浑然忘却了自己姓甚名谁。好梦不长，庄子醒来后发现他还是那个他，心头的疑问却挥之不去：究竟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蝶梦庄周？

梦里庄周化蝶，梦外却是山雨欲来。东周末年，周王室名存实亡，战国诸雄争霸，瓦解了旧秩序的根基。政坛风云激荡，思想领域也在发生剧变。正如汉学家闵道安（Achim Mittag）所言，世人在礼崩乐坏、王权衰微的乱世中找寻出路之时，诸子百家接连涌现，纷纷提出救世之道。这一现象空前绝后，史称“百家争鸣”。

尽管世事多变，前途未卜，庄子却梦见了变化的真谛。他并未把梦当作无谓的幻影，而是借此领悟现实，理解差异与同一的对立统一。他最终将这场梦升华为道家哲学的核心思想，在世人遭逢剧变时指引他们追寻和谐境界。

现代西方社会同样充满变数，只不过困扰我们的往往是停滞而非变化。每天醒来，我们都要面对一堆无能为力的难题，比如气候变化、信息与资本跨国流动、寡头垄断、海洋垃圾泛滥、大气微塑料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

庄子的忠实拥趸——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器公司Midjourney创始人戴维·霍尔兹（David Holz）将庄周梦蝶奉为人类集体意识的启蒙。据悉，截至2032年，该公司估值将逼近2000亿美元。霍尔兹坦言公司的名称取自另一则《庄子》中的典故，因为他感到人类正从丰饶绚烂的过去奔向狂乱莫测的未来，而“中道”（mid-journey）精妙地捕捉到了这一意象。

谁能料到庄子的哲思竟然会被拿来包装人工智能系统，这不无讽刺。这种图像生成器高度依赖训练数据，毫无创造力可言，且对人类的梦境虎视眈眈。要知道，Midjourney公司正因未经授权使用艺术家的作品训练图像生成器而深陷法律纠纷。这般讽刺的局面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化与新兴技术正在重塑人类与做梦之间的联系。

今时今日，梦逐渐沦为了一种生意。它不再是更高真理的载体，反倒成了被量产、优化、包装、贩卖的俗物。当生活被无力感吞没，当现实牢笼外的一切都遥不可及，阻止梦的异化已经迫在眉睫。毕竟，我们只有重拾对梦的信念，才能真正去构想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寻梦：从神谕到呓语的祛魅之路

回望历史，解梦（dream interpretation）原本是一种团队协作活动，既需要入梦者的讲述，更有赖于族群的集体智慧。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人们至今仍通过梦来获取知识，但这件事鲜少由本人独立完成。宗教学者伊丽莎白·登布尔（Elizabeth den Boer）表示，引路人一般是族中的长者与智者，若无人从旁指导，“在蒙昧状态下梦见先祖或相关概念”时，梦境就容易变为梦魇。

集体解梦的这种协作意识（collaborative sensibility）在很大程度上发端于一种信念：梦自诞生之初就是集体性的。尽管人睡着之后才做梦，梦本身却被认为独立存在且来自于他处。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将梦分为两种：一种源于内在，受个人意念或身体状况影响；另一种则来自外界，是“气氛”或“天体感召”的产物，抑或是上帝与天使的启示。在他看来，人类的心灵犹如多孔的薄膜，由天地万物塑造，时刻与世界保持对话。

▷捕梦网起源于北美原住民的奥吉布瓦族（Ojibwe），是一种传统的手工编织工艺品，用于捕捉好梦并驱散恶梦。圆框代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象征生命的循环；编织的网，象征生命的不断重生；羽毛象征鹰的力量和梦的道路；珠子象征成长获得的智慧。它象征着原住民对自然和精神世界的敬畏，以及对和谐生活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捕梦网在其他部落中传播，成为泛美洲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代表着对祖先智慧的传承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梦之所以备受尊崇，是因为它能彰显人与世界的关联，帮助人们理清复杂的头绪。论及美洲原住民的认知体系时，哲学家乔尔·阿尔瓦雷斯（Joel Alvarez）称他们将梦视为行动指南，“对多数美洲原住民来说，梦或幻象是‘知识的主要来源’，他们借助梦获得现世的指引。”有时，梦境本身就是现实，只不过是已经尘封或消亡的现实。比如，在某些原住民传统中，梦境是一方让人类重新体验原始而亲密的人兽关系的天地——这种联系曾经存在过，却因人类的目光短浅而亲手断送。

然而，人类向梦寻求的不仅仅是智慧。西达尔塔·里贝罗（Sidarta Ribeiro）在《暗夜神谕》（The Oracle of Night）中指出，精明的操纵者往往不择手段，利用梦境来确立权威。“适时出现”的梦能赋予政权合法性，为凡人披上神的外衣。里贝罗认为，普鲁塔克（Plutarch）笔下的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之梦就是政治粉饰的典型例子。在横渡卢比孔河前，凯撒做了一个他与母亲乱伦的梦，这被其拥护者解读为凯撒注定要征服罗马（母邦）。

这种粉饰行为隐含着一种认知：梦虽是入梦者的个人体验，却凝聚集体的力量。它可以超越个人界限，激发集体行动，并通过揭示入梦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为其指引方向。

▷图源：AZ QUOTES

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梦”，它并非启示，而是一个需要被破除的迷障。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写道：他身穿冬衣坐在壁炉旁，能感受到火焰的温度和指间纸张的纹理。但沉思片刻，他猛然惊觉：“是人都会在夜里睡觉做梦，那么我的梦境体验，岂不与疯人清醒时无异？”如此逼真的感受，难道只是一场梦吗？

如果说庄子将梦中化蝶视为自我开放的途径，那么笛卡尔对梦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当意识到“醒着也可能在做梦”，笛卡尔感到忐忑不安，试图给自己寻找坚实的立足点。为了跳出怀疑的漩涡，他选择将自我与外界隔绝，以此换取安全感和自足性。笛卡尔申明：即使身在梦中，你始终可以确定做梦的人是你而非他人；无论你的想法是真是幻，它们都实实在在属于你。由此，他提出了那个日后成为人类心智认知基石的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但是，这样的安全感是有代价的——曾经通透的自我，与外界断绝联系，从此只能确信自身的存在。在笛卡尔的传记中，德斯蒙德·克拉克（Desmond Clarke）称他是一位“避世、暴躁且过度敏感的隐士”。而笛卡尔对心灵的设想也大致如此：封闭、孤独且与世隔绝。不过，正因为这种反社会倾向，孤独的“我思”（cogito）恰与当时盛行的某种文化思潮不谋而合。这种思潮推崇所谓的“纯化”（purification）*，即将世界分门别类，从而消除一切混沌。

*“纯化”的概念由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现代过》（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由于启蒙运动的拥护者推崇理性，贬抑心灵的“低级”特质，梦曾一度被边缘化。直至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才将梦重新引入学术讨论，但他依然将心灵视为封闭的王国，认为梦并非外在真理的昭示，而是个体本我的产物及“被压抑的童年精神生活的陈旧片段”。在弗洛伊德眼中，梦与其说是通向世界的窗口，更像是哈哈镜中的自我映像，可供专业人士通过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分类和诊断。

于是，随着人类昂首阔步地迈向现代化，梦也逐渐走下神坛。它曾承载着深奥的启示，如今却不过是焦虑而孤单的心灵滋生出的扭曲而隐秘的欲望。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梦充其量只是诊断工具，更多时候则被当作胡言乱语，与昔日的真理化身有着天壤之别。

失梦：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与操控

人人都说，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少梦的时代。与百年前相比，多国国民夜间睡眠时长缩短了1-2小时，美国甚至仅有6.5小时左右。即便如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看来这依然太长——这些无欲无求的时间，既无法用于工作，也不能用来消费。

艺术评论家兼社会理论家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将这个全民缺觉的时代称为“24/7资本主义”（24/7 capitalism）。他强调，20世纪末欧美大规模去监管化，导致休息与恢复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盈利的必要条件。不同于工厂时代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日益网络化、数字化的经济模式催生了以持续运转为原则的永动式资本主义——金钱不停流通、劳动力不停工作、利润不停进账。于是，居家办公的监控设备热卖，银行精英因每周工作100小时而猝死。

在这个永不停歇才能存续的经济体系中，克拉里表示：“漫长的睡眠时间让人类得以挣脱伪需求的泥沼，这是对现代资本主义贪婪本性的有力抗争。”与其他人类生存的刚性需求不同，睡眠始终难以变现。为了攻陷这片最后的净土，技术资本家们又打起了梦的主意。

▷2021年2月，摩森康胜啤酒集团（Molson Coors）推出“Coors Big Game Dream”活动，与歌手泽恩·马利克（ZAYN MALIK）合作，宣称要利用导梦科学帮助人们摆脱疫情带来的“隔离梦”（quarandreams）。活动包括在CoorsBigGameDream.com网站发布梦幻视频内容，泽恩·马利克将在Instagram Live上直播梦境刺激视频。著名心理学家迪尔德丽·巴雷特博士（Dr. Deirdre Barrett）与康胜啤酒合作制作了刺激影片和八小时音景，“帮助人们放松并享受清爽梦境”。图源：Business Wire

2021年，康胜啤酒（Coors）投放了一段关于梦境实验的广告：研究者让参与者在睡前观看专门设计的植入了啤酒梦境的视频，待其进入快速眼动睡眠（REM）便将其唤醒，询问梦的内容。参与者说，梦里有瀑布、雪山，当然，还少不了康胜啤酒。梦曾由神明与祖先赐予，这段广告却意在宣告，摩森康胜啤酒集团（Molson Coors）等觊觎造梦的巨头如今终于得偿所愿。这段视频一度在网上公开，邀大众借梦寻味，后因遭到强烈抵制而被迫下架。

虽有前车之鉴，其他企业仍然蠢蠢欲动，试图以更隐蔽的方式从人类的梦中榨取利润。比如，初创公司Prophetic正在研发一款“Halo”头带，用户佩戴入睡后可诱导清醒梦。克莱尔·L·埃文斯（Claire L. Evans）介绍称，该项目先利用脑电图（EEG）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采集的清醒梦数据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再使用经颅聚焦超声波（tFUS）将信号直接投射到受试者大脑。据《财富》（Fortune）杂志报道，这项清醒梦技术意在让人掌控梦，从而高效利用睡眠时间——CEO可以预先演练董事会，运动员可以开展赛前预演，网页设计师则可以构思新模板。如此看来，在当今社会，就连睡眠也无法将我们从永续生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多家企业还计划将梦境商品化为纯粹的娱乐消费品。REMspace公司正在构建清醒梦产品生态，其核心观点是：“与虚拟现实不同，REM能带来更真实的沉浸体验。”该公司官网明确表示清醒梦蕴藏着巨大商机，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种类似已故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设想的“完整电影”（total cinema）——一种不受知识产权限制、没有创作瓶颈且无需在意伦理的多模态体验。不出所料，人工智能正被企业用于梦境可视化，以便让人们像在社交媒体发布动态那样记录并分享梦中景象。

克拉里指出，梦境的商品化基于一个普遍假设：“梦是可客体化的离散实体，只待技术成熟便可被记录。”换言之，要让梦变成赚钱工具，首先必须视其为可商品化的特定对象。

这种思维实则是新旧观念的杂糅。一方面，这些公司把心灵看作封闭系统，认为梦境不过是该系统的自然流露，由此他们将其技术包装成“自我提升”与“自我掌控”的法宝。Prophetic公司首席执行官曾豪迈地宣称：“要的就是掌控权！”这些公司声称他们只是在帮你连接并掌控本就属于你的东西——这套逻辑恐怕连笛卡尔听了都要拍案叫绝。

然而实践中，这些中介技术所依赖的，与其说是指向内部的自我掌控，不如说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毕竟，它们存在的根本前提，就是能从外部有效干预梦境的生成及内容。因此，企业虽然在营销和市场定位时强调梦的私密性，其产品和服务却完全基于梦的可渗透性。

拾梦：重铸人与人的灵魂共振

数十年来，大众主动将审美品味交给精密算法，将记忆功能和经验技能交给电子设备，甚至开始怀疑算法是否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如今，造梦技术故技重施，又打着自我管理的幌子，诱使我们再次将部分权益让渡给外部装置，以便将我们驯化成生产力和娱乐消费者。为避免越陷越深，我们不仅要抵制开发相关技术，更应该重新思考梦的本质。

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中有一个概念，常被译为英语中的“梦寐”（Dreamtime）或“梦乡”（Dreaming）。这个概念含义多重，很难被准确界定——它既是超越时间的创世之境，又是文化实践体系，更是生活行为指南。延羽瓦族（Yanyuwa）穆索里尼·哈维（Mussolini Harvey）曾说：“梦乡缔造了我们的律法（narnu-Yuwa），而律法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准则，以及我们的仪式、歌谣与传说。”

从完整意义上看，“梦乡”（the Dreaming）这个概念并不单纯指代入睡或死亡后抵达的“彼岸”。它内化于天地之间，挑战了自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形而上学的“此岸与彼岸”的二元分野，所指涉的维度实际上远远超出任何个体的梦境。因此，学界一直对19世纪末由白人人类学家确立的译名存在争议，担心它将原概念与英语中相对单薄的“做梦”混淆，削弱了其丰富的内涵。

或许，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身语言的边界。个人主义不仅定义了现代文化，更助长了梦的私有化与商品化，而它恰好向我们展现了梦如何被编织进一种超越个人主义的世界观。我们不必重蹈西方对失落“本真”的肤浅挪用，这些富含形而上智慧的思想已经足以引领我们穿越层层迷雾，照亮通往新天地的道路。

现代社会本就建立在诸多“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集体信念之上。人类学家加纳特·奥贝赛克（Ganath Obeyeskere）说过，“鬼神与市场同等‘真实’。”在西方文化中，国际金融等抽象概念、理性消费者等虚构形象，都与活人同等真实。这些“幽灵”得以显形，并不是因为其物质性不证自明，而是集体信念赋予了它们指导行动、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而梦境，同样可以是强有力的纽带。

▷Mohamad Malas执导的纪录片《梦》

（al-Manam）

1980年至1981年间，电影人穆罕默德·马拉斯（Mohammad Malas）走访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记录下400多位难民讲述的夜间梦境，最终将海量影像剪辑为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梦》

（Al-Manam）

影片中，一个孩子梦见他在橄榄树林奔跑时被子弹击中胸膛，一名妇女梦见自己密谋政变，还有人梦见楼房倒塌，梦见身陷牢狱，梦见死于非命，梦见迎来和平。所有梦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流离、家园与归途。

只有在梦里，难民荒诞的处境才得以呈现——他们被希望与绝望来回拉扯，即便有容身之处却无以为家，生死只在一线之间。随着影片推进，任谁也无法再将梦归结为个人的幻觉。每个梦慢慢汇聚成一幅集体情感的地貌图，如同山川河流般真实可感。难民不仅长期遭受非人对待，连表达内心世界的权利也被抹杀。在这种情况下，马拉斯的善举可谓意义非凡。他借由一个个梦境，迫使观众直面生命的厚重，感知难民的恐惧、希冀和哀恸，以此展现他们的人性光辉——而这正是主流认知和媒体叙事长期以来勾画的简单刻板印象所否认的。

马拉斯将难民的梦、伤痛与处境公之于众，向全人类提出了伦理诉求。诗人玄武岩·i.h.（basalt i.h.）直言，这些梦不容我们再置身事外。当难民的集体创伤和不为人知的经历摆在眼前，我们不禁思考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梦在人与人之间架起桥梁，让我们开始理解他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梦能够将人们联结在一起，这一认知激发了研究者对主体间共梦疗法的探索。诊断疗法往往将梦当作分类的工具（如用来识别脑部疾病），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与治疗师更倾向于关注梦的凝聚力而非掌控力。

这类研究围绕一个再度兴起的理念展开：梦作为共享过程的一环，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存在。临床心理学家罗比·弗里德曼（Robi Friedman）不仅关注做梦行为本身，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梦循环”（dream cycle）：某种“集体关注”首先在个人梦境中显现，被个人内心加工后，再经由共同解读重返集体。这一循环揭示了梦来自集体、回归集体再反作用于集体的过程。

梦的循环过程在“梦境共享”中得以生动体现。通过与他人共享梦境，群体可以重建或稳固人际关系。一项实验研究发现，相较于讲述日常见闻，共享梦境更能有效增进伴侣之间的亲密感。此外，“梦境小组”等社交形式也正被试着用于辅助创伤疗愈、创意协作等各类活动中。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马克·布莱格罗夫（Mark Blagrove）指出：“过去大家都认为，做梦的好处源自于睡眠期间的神经活动，与醒后能否记起梦境无关。现在他们却发现，梦偏偏会在人清醒时发挥作用。”只有与集体共享，梦才能充分释放自身潜力。

和马拉斯一样，学界重新认识到梦源自集体且属于集体，是一类超出个人界限的社会行为。这一认识揭示了一种可能性，人类始终与世间万物息息相关——以梦为马，我们得以未知的方式与世界互动，甚至推动世界驶向光明。

正如古代圣贤早已察觉，梦的力量，在于指引现实。梦可以启迪智慧，唤起共鸣，但个人之梦乃至群体之梦能否成真，最终仍取决于清醒时的我们自己。

编者后记

从有记忆开始，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做梦，而且每次醒来都能零零星星地想起梦的内容。在梦里我是主角，一切不平凡的事都围绕我发生。那些梦精彩极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从没写过小说的自己能构思出那么曲折的情节，以至于有段时间我特别期待入睡，甚至有过宏大的计划，打算把梦记录下来，待到猴年马月将其作为创作素材。

显然，在读到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以一个观众兼编剧兼演员的身份在欣赏自己的梦。或许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习惯将梦视为私密的内心活动，抑或是睡眠时大脑随机编织的碎片，却鲜少深入思考超越个人体验的梦会是什么样子。这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从庄周梦蝶的哲思，到原住民的“梦乡”，再到巴勒斯坦难民的集体梦境，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幻觉，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甚至政治性的存在。

当现代科技试图将梦商品化、工具化，变成算法可预测、资本可收割的资源时，我们更应当重新挖掘梦的社会潜能。梦是群体记忆的载体、文化叙事的源泉，以及抵抗异化的精神纽带。它不仅能映射个人的焦虑与渴望，也能凝结群体的创伤与希望。就像电影人马拉斯记录的难民之梦，它们不仅是个人潜意识的流露，更是难民群体的集体叙事。

这篇文章更让我意识到，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学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梦。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梦的私有化让我们失去了与他人联结的重要途径。当我们重新将梦视为一种集体经验，它便可能成为打破孤独、重建共情的桥梁。毕竟，人类最深的恐惧与最炽热的向往，往往在梦中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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