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大展接连上新，祖辛方鼎今天亮相！

“看·见殷商”大展再添四件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原本计划展出的文物数量从338件增加到342件。嵌绿松石饕餮纹罍（音同雷）小巧且精致，器物周身用绿松石镶嵌出饕餮纹，彰显这件器物主人的地位；玉鸟刻刀、蛇纹铲、戈形器，这三件文物均出土于殷墟妇好墓，其中玉鸟刻刀的体积十分小巧但做工精细，体现了商代玉雕技术的高超。

展览策展人介绍，殷商文明不仅自身绚烂多彩，而且以殷墟为核心辐射多地，并结合各地的特点衍生出许多灿烂的文化成果，在政治制度、礼乐文化、文字等方面也为中华后世文明提供了示范。

玉鸟刻刀展现商代精湛手工艺

嵌绿松石饕餮纹罍独享一个展柜，与妇好鸮尊做了“邻居”，其周围还有青铜斝（音同甲）、司兔丂（上下分布，音同巧）铜方壶等一众重器。不少参观者第一眼就被这件铜罍器身的纹样吸引。嵌绿松石饕餮纹罍器身四周雕刻着饕餮纹，与展览中其他青铜器不同的是，这件文物的饕餮纹使用绿松石镶嵌，看上去十分明显。策展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高红清介绍，嵌绿松石饕餮纹罍出土于安阳殷墟，虽然不清楚器物的主人是谁，但是根据镶嵌绿松石可以推断出主人应是身份显赫之人。

镶嵌绿松石可以让原本颜色深重的青铜器看起来珠光宝气，其实自夏朝开始，古代先民就有将绿松石镶嵌在器物上的传统。2002年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的二里头考古发掘现场发现的夏绿松石龙形器就是代表之一，夏朝工匠将2000余片长度不到1厘米，厚度为0.1厘米的绿松石片镶嵌到一件龙形石器上，一片片绿松石片交织在一起好似龙鳞，完工后整件器物看上去栩栩如生。

高红清说：“经过研究发现，如果夏朝的器物镶嵌了绿松石，那么证明了该器物所有者具有一定地位；但是商代的绿松石镶嵌技术更加成熟，镶嵌的工艺有精细与粗糙之分，这也常常反映了器物所有者的等级划分。等级越高往往绿松石嵌片的材质和镶嵌工艺就更加讲究，这说明到了商代绿松石已经超脱了原有的礼器范畴，变成了装饰的材料。”

另外三件文物均出自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其中蛇纹铜铲是一把青铜的铲头，铲子的两角内卷，角上雕刻有蛇形纹饰，铲子平刃。铲子的短柄上粗下细且带有收腰，同时短柄上面刻有菱形纹饰。高红清告诉记者，这把蛇纹铲的柄顶端有孔，考古人员还在孔内发现了朽木。另一件戈形器更加神秘，之所以叫戈形器，是因为这件文物与古代兵器戈十分相似，但又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该文物的顶部似一条龙，刻有日字眼、倒夔纹等，此外文物的柄上刻有蝉纹。高红清介绍，这件文物没有开刃，可能是一种名为斫（音同卓）的古代兵器，此外也有可能是礼器。“这件器物很神秘，对于他的用途研究人员还在不断探索。”高红清说。

还有一件玉鸟刻刀十分小巧，该文物通体浅黄色，为一只身体前倾的长尾小鸟，小鸟的尾部通过双面打磨制成了刻刀形状。别看这件文物小巧，但是细节一点儿不含糊。小鸟为钩喙且双腿前伸，并且双腿之间有小孔，高红清猜测这件器物不仅可以雕刻甲骨文，也可以在孔中穿绳挂在腰间当作装饰。

这三件出土于妇好墓的文物首次同框，它们都是妇好生前的使用或是同时代的物品。仔细观察，这只玉鸟与一旁的妇好鸮尊十分相似，都是直立、钩喙的鸟类形象，不过玉鸟好似妇好鸮尊的微缩版。这不仅体现了当时妇好的地位，同时也与《诗经》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相呼应，体现了商代人对鸟的崇拜。

若是放眼整个殷商时期出土的玉器，这件玉鸟刻刀不仅是商人信仰的体现，还是反映商代手工业水平高超的例证。看完玉鸟刻刀再往展厅深处走，就能看到2022年出土的玉调色板。这件文物不大，但是极为精美，调色板通体白色。上部装饰有两只相背对称的鹦鹉，鹦鹉尖喙内勾，圆眼高冠，尾翼内卷，昂首直立，背部相接处有圆形穿孔，爪子和尾翼连接箕形浅盘状的盘身。调色盘是商代时期用于调制颜料的器具之一，该板造型精美、纹饰生动，是商代制玉工艺的突出代表。

高红清认为，人类进入青铜时代，生产上除了使用石制等工具，还开始使用青铜工具。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以族群为单位，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日臻成熟。技艺累积至殷墟时期，在玉石、陶器、牙角、皮革、竹木、麻丝、制车等各个方面，皆出现长足的进步，与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一起形成了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而中国的玉器加工历史悠久。进入商代后，在郑州、河北藁城与湖北盘龙城等地都发现了玉器，但是数量和种类不多，主要是玉钺、玉璧、玉璜等礼器。考古发现了殷墟的玉石器作坊，在加工上可能使用了轮轴机械。专业化的生产提高了玉器的产量。

祖辛方鼎今天莅临展馆

“看·见殷商”大展开幕伊始，就发布了部分重点文物的展览排期。截至目前，大部分文物已经亮相。

走进展厅，来自江西博物馆的“双面铜人像”是目前展览的C位，其独特的模样在殷商展中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拍照。这件于7月22日来京出差的国宝，将在8月31日结束它的北京之旅，返回江西老家。这件诞生于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的青铜头像被称为“古代最潮的网红”，1989年于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是目前唯一出土的商代双面青铜头像。其造型诡谲神秘，不仅双面对称，眼球圆凸如铜铃，而且咧嘴露出整齐的八颗方牙与一对獠牙，招风耳竖立，配以高颧骨与蒜头鼻，形成一张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

其头顶两侧各有一角，角端外卷饰有卷云纹，两个长角中间有一圆管，与头像下部的方銎相通。据了解，其顶部圆管可插羽冠，象征“天圆”；下部方銎可插木柄，代表“地方”，与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通。在商代先民们看来头像是祖先神灵的凭依之物，认为通过陈设头像、佩戴面具可以在祭祀时与神灵沟通。这件半人半神，神情诡异威严的“双面铜人像”，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象征性表达。

来自山东博物馆祖辛方鼎也在8月12日抵达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它将陪伴大家直至展出结束。

该器物是山东境内发现的较为精美的商代晚期青铜鼎，1957年出土于山东长清小屯遗址。据策展人介绍，这件青铜方鼎造型庄重，呈长方形。鼎口侈口，口沿方唇，两侧对称立双耳，颈部内收呈束颈。器腹长方形，中部外鼓，线条饱满。底部平整，由四根柱形足支撑，足与器身比例协调，沉稳厚重。四个转角装饰突出扉棱，增强立体感，增添灵动气息。鼎腹主体为兽面纹，线条流畅且刻画入微，以云雷纹衬底。四足有阴线蝉纹，古人认为蝉蜕皮重生象征永生，因而蝉纹象征生命轮回。器物铸造精湛，纹饰清晰，展现高超技术。

其鼎腹内壁铸有“举祖辛禹”四字铭文及家族徽号。“举”字铭文是由考古学家于省吾考证得出的，他认为这个字的形态像大人举子于床，是抚育幼子的意思，古代生子言“举”者为收养之意，不举则是抛弃之意。商代金文之所以有此字，可能源于他们的祖先有过“举子”的故事或者有“弃子复举”的故事，所以后世子孙才造出象征性的文字作为族群的标志。

殷商文化足以示范后世

从商汤建立商朝，再到帝辛（纣王）自焚于鹿台，商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了500余年。展览展出的青铜器、玉器等只是殷商文明繁荣的外在表现之一，其实殷商文明在诸多领域都对后续的周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像展览最后一部分的标题：示范后世。

高红清认为，周代在政治制度、礼乐文化、甲骨文等方面借鉴了商代，甚至是继承了商代。比如在政治制度中，殷商与周均采用了中央集权；而在权力继承方面，殷商采用的是王位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周代则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统治理念层面，殷商与周均提倡“君权天授、天命有常，敬天保民，和谐天下。”等方针。

根据《尚书·召诰》中记载：“我（周王）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意思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鉴不远，在殷后之世”。周人以殷为鉴，先后作了《康诰》《酒诰》《梓材》《多士》等文献，作为隐恶扬善、治国理政的借鉴。此后，“殷鉴”一词成为以历史的兴亡为借鉴，吸收前代兴亡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借鉴历史兴衰的代名词。

最能体现政治制度继承的，就是周代延续了商代的鼎簋制度，即通过使用的鼎、簋等器物展现自己的身份。展览中展出了两件西周时期的铜鼎，它们分别出土于顺义区牛栏山和房山琉璃河，高红清介绍现实中两个地方相距近百公里，但是两件文物却有关联。其中出土于顺义区牛栏山的铜鼎为双耳三足，鼎四周雕刻有饕餮纹样。据了解，当时考古队员除了发现这支铜鼎外，还发现了部分铅器残件。研究发现，这组青铜器多为祭祀“父己”所用。其中，鼎内的铭文还帮助研究者辨认出了琉璃河遗址IIM253为“亚”族人墓葬的证据。

这件铜鼎的旁边就是琉璃河遗址IIM253出土的铜鼎。据悉，这里出土了14件带有铭文的铜器，包括鼎、簋、卣等成套的礼器。器物的铭文上不仅记录了器物主人前往成周参与祝祷礼仪并荣获周王“赐贝”之事。另外这个遗址中还有不成套的文物，这些文物则与“亚”族有关。

而在礼乐文化方面，殷商时期祭祀与礼制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高红清介绍，周代对殷商礼乐进行删减与增加，将原本是商人事神祈福的仪式，转换成为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成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统治阶层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乐”的方面，将“颂神娱神”舞和乐变化为人们在宗庙、乡里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近感，以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而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基石之一。”高红清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记者：张群琛 王戬

摄影：本报记者 常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