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研究南宋史？学者刘子健先生在为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1985）所作的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对南宋文化的特点有着提纲挈领而不失为真知灼见的见解。
关于刘子健先生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日本学者寺地遵在《黄宽重南宋史研究述详》一文中指出：“此文由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执笔，呼吁认识中国史上、特别是近八百年历史中南宋史所占的重要地位，可说是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
近期刘子健先生论文集《宋史测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特摘编此文，与读者诸君共读。

学问首先要会提出问题，然后探讨方法，去寻求解答。牛顿要问苹果为什么往下掉，才引起近代物理学的巨大发展。研究历史正也如此。也许有的读者不太熟悉南宋，不免要问南宋有什么重要。

这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先从反面说。一般讲宋史，动辄称为两宋，容易误以为南宋延续北宋，并无多大的差异，不需要重视。其实不然。许多致力于研究宋史的学人，也多半喜欢北宋。从晚唐经过五代到北宋，有划分大时代的基本改变，结束了千古以来的贵族社会，创建了士大夫领导的新秩序，气象万千。再看南宋，失地乞和，终于亡国，中兴以后的君主，全都庸弱，权相把持，层出不断，官僚腐化，苛捐重税，虽然议论不少，终乏长策。这种情况，令人扫兴，也就不去探究。

当然研究南宋其他方面的，大有人在，特别是文哲两方面——诗词书画和哲学思想。不过，只讲这些高超的文化，不问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未免架空。试想这现实如此不合理想，又怎样会产生这些高超的成就？——这就是一项饶有兴趣的大问题。

再从正面来说。开门见山，提出大胆的假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先说地区，它是长江下游的南岸，从太湖四周往南，到江西浙江一片，再加上浙东到福建沿海的一窄条。张家驹先生有书，讲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跟着转移。应当加重一下。南宋定都杭州，经济更繁荣，文化更高。政治经济文化都聚在一起，这重心是史所稀见的。同时，这文化的形态，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南宋绘李嵩《西湖图》

以这重心领导文化模式，虽然起源于北宋，可是北宋在生长中，变化中，到南宋才又加改变而定型。姑且不去细说这定型的曲折历程，直接从它的后果来看。不错，南宋被蒙古征服。但是欧亚大陆到处被蒙古人攻破。能长期支撑，竟达四十余年之久，除了南宋，还有哪国？而且异族征服汉族的全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结果怎样呢？文化屹然不变。这模式不但定型，而且渗透民间，根深蒂固。不必多举证据。元代汉族的风俗习惯，大致仍旧，而兴学讲授之风，反倒更盛，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所以才有金华学派，以经世致用学，辅佐明太祖，并且加意地尊崇理学，比南宋的文饰，落实得多。

这近八百年来的大传统，南宋的文化模式，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这里只能挑些粗枝大叶，笼统地介绍一些。

（一）背海立国的形势。军事上对北是不利的。第二代皇帝用张浚北伐，在符离大败。第四代皇帝由得韩侂胄去轻举北讨，还是不利。从此南宋就不敢单独开战。因联合蒙古而重入洛阳，终于退到襄阳，苦撑对峙。虽然如此，北方时常有人投奔南宋，叫作归正人。而在守势中，也推进了新的军事技术。例如守城的方法，兴筑坞堡和山水寨的防御，都未可轻视，远在欧洲之上。

可是背海半壁，并非自囿。著者还注意到南宋和韩国的接触。（那时候日本的重心移往现在东京一带，距离中国较远，接触较稀。）更重要的是南宋往大西南拓展。据黄宽重博士说，他已经开始在研究。这又是大题目，久被忽略。来日的新贡献，不卜可知。

（二）经济的生长和稳定。苏杭是天堂，连后来马可孛罗都不禁首肯。其他都市，也大有可观。虽然有物价波动，纸币贬值的困难（世界上仅有的纸币），大体能维持。而且对穷人，有若干社会救济。这繁荣的基础还在农业生产力向上，新种子和农技的发展。当然有许多豪富，兼并土地，又逃税，又加租。贫富不均，尽人皆知。但是事实上并不坏到不堪设想。梁庚尧博士有本新书，《南宋的农村经济》，指出佃农在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是一般地提高了。此外，还确有济贫的善举，缓和贫富悬殊。笔者曾指出南宋的刘宰，因病辞官，仅只是中型地主，而屡次自动救饥。有一次的粥局照顾了三万多人，有石碑为证。在现代以前，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可是他绝不是特例，其他小规模的善举，当然还有。基于这些以及其他情况，梁博士的书已经充分讨论了，南宋初年以后，就没有大的农民起义。许多小叛乱，多半是政治腐败，官逼民变。近年别处有几篇论文，指出在南宋较严重的是兵变，并非民变，和梁博士的理论，异曲同工。

南宋佚名绘《田垄牧牛图》

（三）君权和代理相权的独断。北宋和唐代不同，一则君权提高，二则中央集权。但在中叶，言官和一些新起的士大夫，颇有发言权。甚至文彦博敢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可是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及旧党上台，排斥新党。新党再起，演为元祐党禁。彼此党争，君权独高。到了徽宗，就已经有蔡京这类的代理权相。

划时代的变化是南宋高宗。从渡江逃生，航海避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之后，居然能重整残局，巩固君权。外则乞和，内则释三大将兵权，专任秦桧，罢黜异论，甚至杀岳飞，都是表现君权独断，不由士大夫来参预国计。用权相，多授权。等他死后，再收回这已经扩大了的权力，君权奇妙的比从前反倒更大。

宋高宗

韩侂胄不必说了。史弥远代理君权，长达廿六年之久，是最高的记录。而且废储令其死，另立理宗，几乎是冒充太上皇的角色。这君权及其代理，更是压倒一切。正因太过火了，压不住有些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又不得不虚伪地文饰一下。起用几位理学名臣，并没有权。正式颁布以程朱之学为道统，而并不用于实际政事。无非标榜门面，借用声望而已。

君主或代理的专政，南宋定型。再加上蒙古治下的专制，士大夫的实际政治地位，一蹶不振。明太祖的暴厉，势所必至！明清以还，不必说了。

（四）包容政治的控制。南宋君权高，而表面上不露骨。高宗从头就学东汉光武用“柔道”，而青出于蓝。最初是对群盗，用收买手段，叫招安。后来对多数官僚，也采取颇有些近似的手段。姑名之曰包容政治。什么意思呢？君主以及权相知道不得不用官僚，但双方利益，常不一致。所以驾驭群臣，用而不全信任。去之不必重罚，何妨另予安顿？有名的士大夫，笼络以增朝廷声望，但是无需采纳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所谓“外有好士之名，内有拒谏之实”。

应付言官，最容易用来说明包容政治。北宋中叶，言风大盛。北宋末期，言官失势，但因此朝廷也失去了许多士大夫的信心。南宋与这两种方式都不同，用的是柔道。办法很多。抗论的奏议，可以留中不发，即相应不理。也可以听而不行，即表面而敷衍。最妙的是抑言奖身，奖其忠君敢言。君、臣都享美名，而不发表他的批评意见，更不让他再说。言官如果坚持，那就召见，温谕他要顾全大体。劝他和宰执和解，名曰调护。实在不肯妥协，那就调职，另升清高的职位，就不是言官了。反之，君主和权相还可以利用言官，示意他上章攻击朝廷不再要留的人员。可名之曰御用御史。

南宋佚名绘《春游晚归图》

君主用包容手段，权相亦复如此，以换取官僚们的拥护。会做官的人谁不明白这作风？其结果是官官相护，上下相蒙，少得罪人，得过且过。整个政府陷入重形式，少实际，不讲效率，只办例行公事等等的毛病。

谈南宋的文化模式，还可以说其他各种特点。这代序。不拟多说，姑且略举项目。

（五）胥吏盘踞。叶适的千古名言：“官无封建”（时常调任），而“吏有封建”（都是本地人世业）。这问题直到近世始终无人能解决。

（六）尚文轻武。唐代武功盛，北宋大官都骑马。王安石反对轿子，因为是把轿夫当畜牲用。南宋就多数坐轿了。将门子弟，荫授武职，特别请求换为文资。连民间也是好男不当兵。国防如何能行？唐代贵族盛行马球。北宋已极少，但南宋孝宗，还喜欢亲自上场，结果臣下逐渐劝阻。从此以后，只有军中有马球，社会上没有了。统治阶级，缺乏体育游戏，也是中国文化此后的特色。

（七）因为尚文，各种文学、艺术，特别是哲学，不但造诣高超，且渐趋普遍。其影响在几百年内，居然渗入民间。更是这文化模式最有成就的大特点。尽人皆知，无需再说。

（八）理学或道学的兴起。常为思想史所过度夸张。其实，它最切要的贡献，还不是抽象的理论，而在具体的应用。反过来说，其应用又非纯道学，而是配合其他因素，较符实际的。例如袁采的《袁氏世范》，其他各种家规，吕本中再传至祖谦的官箴，按照欧苏方法编制族谱，地方上建先贤祠，修方志，乡民自己组织义役，以应付政府不合理的劳役征发。总结起来说，学术增进，虽不能改善政治，可是对于社会秩序，裨益颇多。正如同中古欧洲的文化，主要是靠宗教和教会。

《朱子语类》

（九）说起社会秩序，中国靠教化，不使宗教抬头。因此士大夫的史料，以至近代的研究，也都忽视宗教。其实，宗教在生活里仍然是不可缺的。民间信仰，到处都有。而从略有知识的阶层起到士大夫，都倾向于儒佛道三教归一。这又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当然，唐代就讲三教。但北宋还有争议。欧阳修有《本论》，以固儒本来抗佛，契嵩和尚就用儒学来驳斥这种抗佛的错误。可是到了南宋，大致定局。

现在提出一篇久已埋没的文献，以作结束。南宋孝宗写过《三教论》。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大略谓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说得远比唐太宗透彻。而在徽宗崇尚道教之后不久，便这样说，尤可注目。基本上，孝宗是反映大多数士大夫的信仰。这样切要的作品，不但不见于正史官书，历代儒家的文章里，一概不提，弄得无人知之。儒家偏见之深可知。笔者幸得请教佛学史的朋友，才在《大藏经》里找到。原文两见，是《佛祖统记》和《云卧记谈》。（附带报告，因为找这篇《三教论》，又看见《大藏经》里其他两条记载，说孝宗师事一僧，后又有《御注圆觉经》。）发现这些史料，才能了解朱熹何以大声疾呼正心诚意，而孝宗也不会听他的。

以上所说的南宋文化模式，只是刍言，绝非定论。目的是拋砖引玉，呼吁各方学人，各抒己见。中国以往八百年的文化是不是这形态？哪些特点在南宋以前早有了呢？哪些特点说错了？另外还有什么特点？哪些在南宋以后改变了，大不相同了？希望有更多的学人，群起共磋，我们的史学太零碎了，分头努力，而常互不相干。笔者并不主张硬性的，庞大的计划研究，只是苦口婆心的劝说——互通声气，百川汇宗，这样才有希望。

学问要提问题，问题要先提大的，分工去选分题，然后合作，交换意见，讨论中间的错综层次。这不是我们职业学人应有的责任和态度吗？

（本文节选自《宋史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