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者应承担责任，导师不应再背锅

“谁抄袭谁出局”，本是守护学术尊严、捍卫公平底线的基本准则，是学界净化生态的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学术场域中，这一原则却悄然异化为 “谁签字谁背锅” 的荒诞怪象。

不少学术成果署名环节暗藏猫腻：导师挂名却不实质参与，学生代笔却难获核心署名；更有甚者，项目申报、论文发表中，资历深者 “搭便车” 署名成潜规则，一旦曝出抄袭争议，首当其冲承担责任的，往往是在署名栏里排在末尾的年轻学者或学生。

这种怪象如同附在学术殿堂上的毒瘤，既让真正潜心研究者蒙受不白之冤，也纵容了投机取巧者钻空子，最终侵蚀着学术最珍贵的纯净性与公信力，亟待学界以制度之力刮骨疗毒。

先来看几起典型的学术事件。在华中农业大学，黄飞若老师遭遇了11名学生的联名事件，经学校查实后，黄老师被停职处理。这背后，是学生的学术问题被曝光，而老师却成了主要的承担者。

再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有两名学生找人代写论文，如此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最终仅仅受到留校察看的轻罚。还有某研究生抄袭综述，其导师却面临全年绩效归零的重锤。这三起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生受轻罚，导师挨重锤。其根源就在于现有的制度将“第一责任人”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了导师名下。

导师在学生的学业进程中，虽然被赋予了“第一责任人”的名号，但实际上却没有真正的“否决权”。学生想要顺利毕业，必须经过导师签字这一环节。这看似平常的签字，却如同一条无形的绳索，将导师与学生的学术行为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旦学生出现学术问题，导师就难辞其咎。

而当学生想要偷懒、不愿认真完成学业时，如果导师严格管理，要求学生端正态度、认真对待学术，学生甚至可能反手投诉导师“压榨”。在这种情况下，导师就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以南京大学为例，该校在2019年推出了新规，把调查权交给学术委员会。这一举措的初衷是好的，就如同试图拆掉那根束缚导师的绑绳，让导师的签字仅仅代表对学生学术水平的客观判断，而不再意味着要为学生的所有行为无限背锅。

当前的学术环境下，这样的改革只是少数。多数学校依然采用“连坐”的方式来维护学校的面子，用降低导师“绩效”的手段来换取表面的平安。这种做法看似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实际上却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如果导师在整个学术过程中只能被动地背锅，而没有有效的手段来阻止学生的不当行为，就如同开车时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学生很容易就会把抄袭当成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方式。他们会认为，即使自己抄袭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也不会太重，而导师却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这样一来，学术不端行为就会像野草一样，在学术的土壤里肆意生长。

学术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古代，学者们秉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而在现代社会，学术更是与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紧密相连。然而，当前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却在破坏着学术的生态环境。

这种“谁签字谁背锅”的现象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诚信意识。学生没有真正认识到抄袭行为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有导师兜底，从而更加肆无忌惮。

要想真正让抄袭者出局，就必须先让签字人松绑。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制度，下次被踢出局的，很可能还是那些认真批改论文、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这些老师是学术的守护者，他们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学术的进步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却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不仅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也会让更多的老师对严格管理学生产生顾虑，从而影响整个学术教育的质量。

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应该让“谁抄袭”直接砸谁的饭碗，而不是砸导师的？抄袭行为本质上是对学术规则的践踏，是对其他学者努力的不尊重。抄袭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直接的责任，而不是让导师来替他们受过。

只有建立起合理的制度，让抄袭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真正维护学术的尊严和公平。同时，为导师松绑，让他们能够在一个更加合理的环境下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术人才，推动学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重构学术问责制度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现行机制的漏洞，不仅让抄袭者有机可乘，更让无辜者背负不应有的责任，严重扭曲了学术评价的导向。

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精准追责机制：明确署名者的实际贡献与责任边界，通过查重溯源、过程留痕等技术手段，让抄袭行为的始作俑者无处遁形，真正为自己的投机取巧付出代价。同时，也需为潜心指导的导师松绑，剔除 “连坐式追责” 的不合理枷锁，让其能专注于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

唯有如此，才能斩断 “谁签字谁背锅” 的怪圈，还学术圈一片清朗公正的天空，让创新活力在健康的生态中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