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82年当干事，分配给我的房门上写着女人名字，吓得我慌忙找队长

1982年，我在仓库政治处当文化干事。那年9月份，接到了军区直属工作部的通知，让我去参加一个为期四个月的文化干事集训。按要求在8月31日下午，我赶到了军区机关东边大约二十公里的干部培训基地报到。
我当兵是1975年12月，刚开始在豫西南大山里一个仓库的勤务连炊事班干活。1978年1月，给提拔成了连队司务长。但那会儿我心里喜欢的还是文学，有空就喜欢写点东西。当兵的时候就投过稿，在当地报纸发过两篇小文章。当上司务长以后，也没放下笔，时不时给军区的《战斗报》投稿，偶尔也能见报。
当司务长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4月，仓库政治处原来的文化干事转业走了。我琢磨了一下，主动去找了政治处的董主任，说了想到政治处当干事的想法。当司务长是管柴米油盐，闻的是饭堂的烟火气，可我更喜欢书墨的味儿。没想到董主任听完就笑了，说：“正想找你呢，我已经跟仓库首长汇报过，打算调你来政治处。你既然自己提出来了，那正好。回去跟连里交接下工作，明天就过来上班吧，回头通知勤务连。”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原本还担心自己莽撞呢，没想到首长早想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仓库办公楼二层。董主任把我领到政治处文化办公室，处里的放映员已经把房间打扫干净了。就这么着，我开始负责起全仓库的文化工作。政治处除了董主任，干事就两位。宋干事管干部、组织、纪检那一摊子。我呢，主要负责宣传和文化。干起来才知道，宣传教育工作是大头，经常性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占了大部分精力。真正纯粹的文化工作呢，内容实在不多。仓库嘛，文艺活动的土壤薄，说起来跟军队文化沾边的，也就是管着个电影放映员了。我来之前，仓库开会没唱过歌，领导一进会场就直接开讲。提干后我去一所后勤军校短训过半年，见识过学员队拉歌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可我们仓库就缺这气氛，没人教歌，也没文艺骨干带动。其他文化活动就更少了。
这次接到集训通知，董主任很支持，立刻让我去参加。8月底那天下午到了集训基地，按照报到处的指点，我找到了分配给我的宿舍房间号，拎着大提包就过去了。
可当我找到门上贴的红纸名单时，一下子愣在了原地。纸上清楚地写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张东汉”（我自己），另一个是“范玉萍”。更让我心里发毛的是，房门虚掩着，里面卫生间还传出哗哗的流水声——看来那个“范玉萍”已经住进来了。
“范玉萍”？这明显是个女同志的名字啊！我脑子“嗡”的一下：集训队这是怎么安排的？怎么能把我这么个大老爷们，跟一位女军官安排在一个房间？这不开玩笑嘛！

我连门都没敢推，赶紧拎着包，调头就往前面一排的队长办公室跑。队长是军区文化部文化处的陈干事，刚才报到时见过面。“咚咚咚”，我敲响了门。“进来！门没锁！”里面传来陈队长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陈队长一看是我，有点意外地问：“怎么了？还有事？”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一下，赶紧说：“队长，我找到房间了。可……可你们怎么把我跟一位女同志安排一起了？”
“啊？”陈队长一听也懵了，“这不可能啊！名单是我亲自定的，打印室也是按我名单打的。女同志都单独安排住另一栋楼了，跟男同志不是一排房子。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看我一脸认真不像说笑，他赶紧抓起桌上的花名册，说：“走，过去看看！”
他领着我回到我那房间门口。这次门关着，陈队长敲了敲：“我是陈队长，进来啦？”说完推开门。
进屋一看，里面坐着个男同志。陈队长看着也有点眼熟，却一下叫不上名字。那男同志看到队长，立刻站起来：“陈队长，您找我？有什么指示？”
陈队长直接问：“你住这间房？”
“是啊，我按分配刚搬进来。”对方答。
“那你叫什么名字？”陈队长追问。
“范玉萍！”对方回答。
“啊？！你叫范玉萍？！”我和陈队长几乎同时喊出声，一脸难以置信。
那个男同志，也就是范玉萍同志，一看我们这反应，恍然大悟，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我和陈队长互相看看，也才明白过来——敢情眼前这位身材健壮、五大三粗的纯爷们，居然叫了这么个挺秀气的名字！陈队长笑着摇摇头走了。
后来熟悉了才知道，范玉萍干事和我一样，也是军区直属单位的，他是另一个仓库的文化干事。他告诉我，就这名字，给他和别人闹过不少误会。他说家里弟兄五个，他排行最小。父母一直盼个闺女，结果他又是个儿子。最后两位老人挺失望，就把事先想好的闺女名字“范玉萍”，安在了他这个老疙瘩头上。上学那会儿，他可没少因为这名字被同学开玩笑。
在接下来这四个月的集训里，确实学了点东西。课堂上主要是学军队文化工作的理论、怎么组织实施。也带着我们到军区大院，观摩歌舞团、话剧团的演出，看一些内部资料电影，还去过地方著名大学的表演系听课学习……军区也是想让我们这些管文化工作的，身上多点文化味吧。培训确实让我学会了看简谱指挥唱歌，学着写点快板词和三句半，还知道了怎么组织一场小型的文艺晚会。
集训结束回到仓库，我开始试着把学到的用到实际工作上。组织了些文体活动，仓库开会前开始有人教唱歌了，有点气氛了。我还办起了仓库自己的小报，叫《鹿鸣快讯》——因为我们仓库就在鹿鸣山下边。仓库的文化氛围，慢慢比以前好了点。
在政治处，我还分管一项工作，就是部队的计划生育，包括给要结婚的干部、志愿兵开未婚证明，给干部家属发计生方面的信函等等。有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天，仓库检修所的一个助理员胡坚强，来我这开未婚证明。他报他名字没问题，可当他说出未婚妻的名字时，我又控制不住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说，他未婚妻也叫“胡坚强”。我刚想脱口而出“一个姑娘家怎么叫这名字”，话到嘴边猛地咽了回去。公民名字是自由的，而且这名字也是爹妈给的，人家本人也没法改。胡助理笑着解释，说他有一次探亲休假赶上母亲生病住院，他在医院陪护时，无意中看到他母亲那病区的负责医生名字牌，写的也是“胡坚强”。俩胡坚强一见面，都愣住了。后来他母亲住了半个来月院，他和这位同名同姓的女医生接触多了，互相产生了好感，就这么走到了一起。
这还真是难得碰上的巧事！胡助理自己承认，正因为俩人名字一模一样，确实在生活中制造了不少小误会，解释起来也多费不少口舌。
每个人的名字，都带着父母的期望，也隐含着独特的故事。军营里因为这些名字闹出的小插曲，成了紧张严肃生活中的一剂调味品，也让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成了记忆里难以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