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阿来：在行走中解读黄河源的变与不变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冬瑾】除了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等身份，作家阿来还有一个不太为公众所熟知的身份——四川生态环境保护大使。水源保护对中华文明赓续和生态文明建设有何意义？在今年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四川行”活动期间，阿来携新作《大河源》接受了《环球时报》专访，给出了他的答案。

《大河源》是基于阿来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源头的见闻创作而成，以黄河流域地理变迁为线索，聚焦源区生态保护实践与民族文化记忆，记录高原生物多样性及人与自然互动历史。“水脉亦文脉。”阿来笃定地认为，文学的义务之一，即通过真实、通俗的文字，向公众传递专业的水文知识。或许从历史角度看，黄河源区有“变”，变的是对生态保护的愈发重视；亦有“不变”，不变的是生活在江河源头的人们对水源保护的使命和责任。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

环球时报：世界大河流域孕育了四大文明古国。能否结合《大河源》的创作历程，谈谈黄河源于中华文明之源的意义？

阿来：认定黄河正源，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族群曾在这里生活，后来有些族群与其他民族融合了，有些族群迁走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保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包括黄河源在内的三江源是“中华水塔”，“生命之水”的来处，也在发生重大的气候变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渐明晰了黄河流域水文、人文、气象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业问题。但这些都是专家们清楚，普通民众了解的很少。

环球时报：在您行走大河流域期间，是否思考过灌溉技术对农业文明演进的影响？

阿来：黄河途经流域的海拔普遍比较高，有些地区甚至超过海拔5000米，过去这些地方都是牧区。但是到了西宁附近的湟水流域（湟水是黄河一级支流），海拔突然降到3000米以下，早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定居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开始农耕，这正是进入农业文明的标志。但这片流域不是平原，而是山地，必须一层一层地解决灌溉问题。于是，先民们通过各种方式引水，开始筑堰、修渠，当时工程的规模还比较小。正是那时起，制陶工艺变得发达，有了陶水管，同时以农具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也出现了。所以人类文明的进步对农业发展的促进很大。

“我行故我在”

环球时报：您为何着迷于“行走”？为何强调对“过程”和“周边”的关注？

阿来：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在行走的过程中，你会看到周边有早年因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和地貌，有在水中形成的沉积岩。或许你已经看过很多相关的纪录片或照片，甚至熟知这些化学反应的公式。但是你到现场看一看，把石头拿在手里摸一摸，一上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行万里路”即是“读万里路”的过程？

阿来：对，读书是间接获知信息的过程，而行走在大地上，看到不同的人群、生命以及地理环境，是一种直接阅读的形态。如今，写作越来越商业化，尤其是一些创作者容易在家编故事，最后形成一个跟我们生活高度相关、思想却架空的作品。作品“拔”得太高，离土地太远，悬在半空中，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是将人的生活方式、人与大地的关系真实地呈现出来。西方人常说，“我思故我在”，我想表达的是，“我行故我在”。

将水文领域的学术话语“翻译”给公众

环球时报：在某种条件下，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作为融合多学科知识的传播媒介？

阿来：我生于川西，所以始终对四川更西部、更深入的地区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有一种责任感。其实，我觉得文学有时候也有一种责任——要先学习比较专业的研究或观点，然后用相对通俗和生动的方式传递给更多公众，让公众更易于了解这些知识。因为在没有研究基础的情况下，专家的科考报告读起来会有点难。所以在创作《大河源》这本书时，我就像一个翻译，将水文领域比较理论化的学术话语，“翻译”为公众容易理解、也更有意愿了解的知识话语。

环球时报：您在《大河源》中提到，不同民族的成员都参与了水源保护，这是否说明大家在生态保护中承担了共同责任？

阿来：对，这不仅是几个村落的生存问题，而是长江、黄河要永远有水的问题。过去，不论是汉族还是藏族土著，虽然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但凭借几百上千年积累和传承的经验，就意识到了水源保护的重要性，知道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现在，我们具备了科学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国家层面也愈发重视水源保护，在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重点区等区域内，划定了生态功能保护区。当地民众通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形式，积极支持国家的总体规划。这些河流上游民众的付出和贡献，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和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