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伊拉斯谟斯·达尔文

二三十年以前，伊拉斯谟斯·达尔文这个名字，几乎被人们忘了。若不是因为他的孙子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伟大声誉，与我们现代的某些发现，他的名声仍不能复活起来。但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确实是十八世纪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太伟大了，以致直到现代我们才能理解他。他不似曼德维尔及其他的思想家，肯招恼他们时代的信仰与私见。达尔文没得罪过人，但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当时很少人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确实也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伟大的诗人和批评家，在这一点，那些人们曾是错了。大概没有人曾想到他是一个值得列在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爵士左右的科学家。然而，这才是他真实的地位。以下内容节选自 《文学的畸人》，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丨[日]小泉八云

《文学的畸人》

作者：[日]小泉八云

编者： [日]田部隆次

译者：侍桁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6月

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人察觉

伊拉斯谟斯·达尔文生于一七三一年，他的家族在早年的时候曾迁移到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市邑，此处是因为它的中央大会堂而闻名，同时也因为约翰逊博士的故居——他以先曾属于这里。达尔文成为了一个乡村医生，并且是利奇菲尔德里最好的医生，同时约翰逊正居住在伦敦。这两个人很奇异地彼此有相像的地方。

《造物弄人》（2009）剧照。

达尔文与约翰逊一样体格很大，外貌很拙劣，并且生得一脸黑斑。他独断的态度也与约翰逊相似。他与约翰逊也一样是一个很优秀的古典学者，喜欢文学。他也与约翰逊一样聚集了一个文人团体——艺术家、诗人与哲学者——他们把他看作头目，最终称他为“利奇菲尔德的约翰逊”。这两个人总没有遇见过，他们互相讨厌。达尔文想他自己是与约翰逊同样好的一个人，一个学者，而约翰逊对于他一点也不注意——简直没有提过他的名字，所以自然使他很不愉快。同时约翰逊这一边呢，觉得达尔文正好是他自身的一个活的讽刺画，每听到“利奇菲尔德的约翰逊”这种称号，他算是烦恼到极点了。这两个人没有相遇大概是很好，因为他们见面一定会争吵的。两个都是很伟大很好的人，但若是只从智力的伟大这一点看起来，达尔文比约翰逊优越得多。他很少有私见，一切传统的信仰都不能限制住他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研究，他显示出比他的时代的同龄人更有远见。

但是他的作品几乎没有人察觉。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卷散文，在一七九四年出版，题名为《动物法则》（Zoonomia），在这本书里他试验着以那在动物生活里所显示的，而解释自然律。世人对于这本书的不注意，也一点不能烦扰达尔文。他只是为几个精选的人写的，他自己的小团体里对于他的褒奖使他很满足。至于他的原理，他很能让它们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成熟。但是有一个时候他发现到，假若这些原理罩以韵文的外形，比以干燥的论文写出来，必能更诱动一般人们对于这样作品的兴趣。于是他请求一位青年妇人——她是他们利奇菲尔德团体中的，名为安娜·苏厄德（Anna Seward）——把他的这些新定理，照着蒲伯的那种形式，写成为美丽的古典诗。他供给科学的草稿，她把它作成诗文。这部书的题名是要定为《植物的爱》（The Loves of Plants），但苏厄德女士只给他作了一篇短序，再不愿更多地作下去，大概是因为她觉得达尔文的那些植物的定理，不是一位极谨慎的太太所应当出头干预的。它的题材只是论植物，但是关于两性的——里边包含着许多词的用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的学者才被允许自由地使用。

达尔文很尊重她的谨慎，自己动手做了全部的工作。于是产生出了一部惊人的诗《植物园》（The Botanic Garden）——它是一首用完整的古典外形写成的诗，但是它用了过多的隐喻，意象也过于混乱，所以有人说它把古典诗污毁了。这本书出现后——一七七九年出版的，没有人再敢照着蒲伯的形式写作了。因此所有那些隐藏在这篇广漠的苦心诗文中的一切研究，自然也完全不能传于大众了，因为这篇作品几乎是不能读的。

在达尔文后来的一生中，他什么也没有再发表，但是在一八二年他死后，在他的原稿中遗留下一首诗，题名为《自然的殿堂》（The Temple of Nature），是依着他的朋友们的希望而出版了。在这诗里他表现出那他用散文在《动物法则》里曾表现过的一些相同的定理。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出版物，离开了利奇菲尔德则引起了很少人的注意，在利奇菲尔德这位医生确实被崇拜着，他的死使人们真诚地长久地哀悼着他。

只缺少一条：自然的选择

因为他孙子查尔斯·达尔文的发明，人们才回转看到十八世纪，再打开这位医生的陈腐的书籍——只为寻求事实，不为看诗。这些事实带有惊人的特色。人们从里边发现，所有查尔斯·达尔文的新发明，他的祖父确实几乎是全部先论着了，但只缺少一条：自然的选择。我们现今所拥有的达尔文主义的体系中，绝对地没有一条不是在许久以前在利奇菲尔德早已想过的了。

《造物弄人》（2009）剧照。

实在的，这位善良的医生比他荣誉的孙子还预想了更多的定理与发明。举例说罢，他曾预想过原形质（protoplasm）的发明。关于这个题目，他写出一些惊人的东西，例如他说所有的生命——动物或是植物，大概全是属于同一的自然，从同类的本质产生出来——或者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话：“一种同类活动的纤维。”假若我们能把“纤维”换以“细胞体”，我们将觉得这位医生完全不错了。事实上在一八七二年，雨果·冯·莫尔（Hugo Von Mohl）才发现了原形质。假若你们要想知道，达尔文在一个没有好的显微镜的当时，在一个化学尚没有发展起来的时代，是怎样接近了这种发现，我可以介绍给你们一篇赫胥黎（Huxley）的论文，题目是《生命的物质基础》(The Physical Basis of Live)。

并且达尔文曾反对基督教与希伯来人的那种“特别创造”的定理——我是说那种古旧的信仰，以为人与兽与植物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这种形状，全是被上帝独创的。他主张一切生物全是从简单的形体所生长与发展出来，是有着证据的。他还说，一个动物的形状或是一棵树的形状，绝不能解释为上帝的创造，而是一种影响的结果，所有的生物经过了无数年代全是陈列在这种影响下。

并且这样还不算完，他更进一步地接近了他孙子的定理，如他表明说：“在一个人体的解剖里，有许多种特征可以指示出他从前的四足动物的姿势，并且可以看出他现在对于直立的姿势尚不完全适合。”他更发展他的思想说人类应是从猕猴类的一种变形进步来的，这其中借着一种偶然——或者现在我们可以叫作“自然的嬉戏”（sport of nature），对立的筋骨使手的拇指顶住其余的手指尖——这样可以使感觉的意识能有更精细的进化。

《造物弄人》（2009）剧照。

查尔斯·达尔文曾更精琢地发展了这同样的思想。但是这位利奇菲尔德的医生只是借着一种观察的力与论理的优秀——甚至比他的孙子优秀得多——似乎把这一切都曾预知了。达尔文全家族的历史，在英国天才的记录里确实是极惊人的一个，高尔顿（Galton）已经把这作为研究的题材了。这一家族的任何一分子，在智力上都与一般人有些不同。现在活着的代表者们，也都是有显著功绩的人。但我们仍要疑惑，在现今活着的这些人们中，是否有人能同样地发展到像这位利奇菲尔德的善良乡村医生一般优秀？他优秀的心灵超越了他的时代，只是到了现代我们才能完全了解他。

本文为《文学的畸人》的摘编，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日]小泉八云；摘编：何也；编辑：商重明；导语校对：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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