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国是日本侵华最大帮凶，曾出兵3万到中国

1943年，山西平陆，村口传来哨声，一支日军小队破门而入。冲在最前头的，却说着朝鲜话。

他们穿着皇军军装，端枪进村，抓人放火，手比日兵还快。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朝鲜籍日本兵，是侵华战场上最沉默的一把刀，人数高达3万。

别说是帮凶，他们连制服都穿上了

1938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在朝鲜试点“特别志愿兵制度”。表面“志愿”，实为命令。同年9月30日，第一期朝鲜籍志愿兵招募结束，共有12万人报名，最终录取406人。

这一比例，并未说明朝鲜人踊跃投日，而是暴露出日本对殖民地人口的筛选机制：服从优先、血统筛选、政治背景审查，任何“反日记录”一票否决。

1939年，陆军省扩大征兵对象，将年龄范围下调至17岁。以“亲日”背景的学校、社团成员为重点对象，指派乡镇日警上门动员。

朝鲜总督府在10个府辖市设立“陆军应征事务所”，由日本宪兵队主导审查过程。审查结果由内务省备案，合格者接受六至八周集中训练，地点位于日本本土、釜山、西大邱、清津、平壤等地。

至1943年，朝鲜志愿兵制度运行五年，累计录取人数为3083人，实际动员突破11万人。同时期，日军又在朝鲜实行“学徒兵制度”“学生应征制度”与“军属动员”，使兵源覆盖全社会。

最终形成覆盖初中生、大学生、矿工、村民的广域动员系统。1944年9月，朝鲜全面实行强制征兵制，首批共征入24269人。

这些朝鲜兵被编入“关东军”“华北派遣军”“伪满洲国军”，调配至中国抗战一线。他们穿“皇军”制服，操标准日军军令体系。

日本陆军省在1941年对朝鲜兵的评语是：“行动果决、忠诚可靠、适合山地夜战。”

日军文件显示，朝鲜兵多集中于扫荡部队、治安部队和清乡行动分队。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吉林、辽宁等地执行任务，参与围剿八路军、烧毁村庄、清查民户。

1941年秋，朝鲜籍第4特设中队奉命参加“太行山区肃正作战”，驻扎于山西西南部的垣曲县、平陆县一线。

行动代号“山河肃清”，时间为1941年9月至10月。这支中队任务是封锁通道、排查“容匪村落”，指令要求“肃清不留痕”。

据中共敌工部门情报，仅10月初，该中队就在晋南平陆县斩杀农民109人，毁村四座，挖毁饮水设施二处。所有行动记录由日军第17师团审查存档。

这些士兵接受正规日军军令系统指挥，享有军饷、军阶、休假制度，与日本本土兵无差别待遇。

其在中国战场上表现之激烈，日军《作战详报》中专门记载：“第4特设中队推进果断，刺杀训练成绩良好。”特设队伍在山地游击作战中尤其活跃，常配合伪军实施夜袭。

朝鲜籍士兵并非仅限步兵，他们也进入宪兵体系、运输队、情报侦察部门。如伪满洲国滨江省宪兵警备队中，朝鲜兵比例高达38%。他们负责排查抗联联络点、审讯被俘游击队员、破坏交通节点。

1942年2月，哈尔滨宪兵本部特设审讯班中，朝鲜籍人员达28人，占审讯班总数的七成。

朝鲜兵不仅存在感强，还深入到了侵华战争的各个环节。他们从招募、训练，到部署、作战，再到镇压、后勤，构成了日军侵华的“殖民兵体系”。

这些“身在军中”的朝鲜青年，很多人参与了极端行动。接下来他们的战场，转移到了中国东北。

东北有风雪，朝鲜兵带刀来

1940年春，关东军司令部批准设立“间岛特设队”。这个单位设立目的明确：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

第一批成员200人，由朝鲜籍日本兵组成，驻扎在延吉、图们、珲春三个主要据点。指挥官为日军中佐，实际行动由朝鲜队长带队完成。

特设队成员精通朝语与汉语，装备为九九式步枪与重机枪，行动方式为昼伏夜出，广泛利用村民作为线人。他们将传统民居、土围子村落逐个排查，控制水源、谷仓、牲畜，实施“剪断供养”策略。

1941年11月，特设队在珲春县花湖屯发动一次“疑匪清剿”行动。驻屯情报人员以“缺粮换食”为名接近村庄，借机排查青壮年身份。短短两小时内，特设队逮捕18人，押往延边宪兵队，次日全部处决。

审讯报告称：此类行动为“预防性清剿”，标准是“宁可错杀，无可放过”。

次月，间岛特设队又对图们河东岸四个自然村进行“联合剿匪”，焚毁民居31间，杀伤村民46人。杀害手段包括火烧、刺杀、集体处决，执行单位为特设一、三中队。

据1943年关东军战果统计，间岛特设队全年参与战斗36次，造成“疑匪死亡”1127人，其中中国平民占绝大多数。

队伍行动记录写有“清除数百，无伤亡”，表明行动过程中对对手毫无还击机会，完全是屠杀性质。

特设队作战结束后，不交还军区，而是直接接收新兵补充。

1944年，朝鲜籍人员增至1300人，扩编为特设第一、第二、第三分队，配置山炮两门、轻机枪15挺，部分人员被送往抚顺野战医院接受解剖培训，执行战场“伤残清理”。

这些士兵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感极强，许多老百姓记忆中，“说朝鲜话的皇军”最让人害怕。他们手法狠、语言通、夜间行动多，常以村民熟人身份接近目标，制造“熟人背刺”效应。

抗联成员回忆：“日军怕冷怕山，但那些朝鲜兵跟我们一样，能跑夜路，熟山林，抓起来连口供都不打，就送去了不归路。”

特设队的存在延续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当日，仍有三个特设分队部署在延边山区。这些队伍有的随关东军投降被苏联俘虏，有的脱下军装混入百姓返乡，还有人直接由美军包机运送回朝鲜南部。

这些“战斗单位”结束了军事任务，却没结束历史位置。他们归国身份模糊，没人负责归档，没人追责。

他们在东北制造的“寒光”消失了，可中国百姓留下的创伤，一直没有消退。而当历史进入1945年以后，这些兵员的身份发生了又一次彻底变脸。

战败转身快，说好的责任都藏起来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独立”成了既成事实。可独立的第一步，竟是集体“洗牌”。

苏联红军在东北战场俘虏约1万名朝鲜籍日军士兵。这些人来自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特设队，个个有军号、记录、任务文书。

被俘后送往西伯利亚劳动营，多人因寒冷与劳役死亡。但当时韩国国内的反应并非同情这些人的“参与罪行”，而是强调“他们是被强征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开始筹划索赔工作。1951年起，韩国方面就以“被殖民受害国”身份，向日本索要战时赔偿。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签署，韩国政府拿到3亿美元经济援助。

日本官方口径：该笔资金为“经济合作”，实质为殖民统治赔偿。这笔钱落入韩国财阀与军政府手中，普通受害者少有直接分配。

而朝鲜籍战犯的责任，也被迅速抹去。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朝鲜籍乙丙级战犯共登记148人，其中23人被判死刑，余者获刑期不等。

但这些信息在韩国国内历史教育中几乎绝迹。

教科书只强调朝鲜人“被迫参战”“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受害者”，极少提及中国战场的实际暴行与人员构成。更罕见承认其在晋、冀、鲁、辽等地的杀戮记录。

韩国光复军曾吸收部分朝鲜籍日军叛逃人员。例如1945年5月，中国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协作整编“朝鲜义勇军”，首批成员即包含数十名朝鲜籍日军战俘，经过教育改造后转入抗日联络工作。

但这批人的历史身份同样被打上“受害者”标签，不再谈“皇军履历”。

战后70年，韩国社会关于“朝鲜兵参与侵华”的争议依然存续。学界讨论始终受限，官方态度避实就虚。大部分公开叙述仍以“民族独立”为核心议题，未触及“加害责任”的历史结点。

他们穿过军装、端过刺刀、执行过命令、留过血手，可一朝改口，就成了“被害人代表”。这就是“兵变受害”的全流程操作。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的朝鲜籍日本兵研究 延安大学.2022年6月

抗战时期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研究(1941-1945)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11月

殖民地时代朝鲜半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意义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