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司各特 | 英格兰是如何成为海洋帝国的

这一研究起于涓滴细流，最终却将我冲进了大海。本研究所述内容有限，但却承载着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体系，我希望它能将您顺利带入这一知识的海洋中。我从阅读记录远航经历的作品入手，它们大部分——当然，并非全部——都与海洋有关。这些作品中包括库克的航海日志，也包括那些早期来到新西兰的不列颠定居者所写的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记录。旅行者中总不缺乏思乡心切者，他们总会遇到各种风暴潮的侵袭。他们还会遇到鲨鱼、海鸟、阿根廷红虾，以及各类物种和各种事件。生活就是这样：出生、吃喝、死去。大部分的旅行者都能抵达目的地。“［我］们看见海岸边袅袅炊烟升起。这海边岩壁林立并且非常陡峭……我们将一条重达40磅左右的精壮的白鲑鱼拉出水面。它跟我们的鳕鱼相像，当地人把它叫作哈伯克鱼［即海鲈，鲶科鱼］……轻松寂静的夜晚笼罩着港口水面，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沙滩边那一字排开的小商铺中所射出的灯光。”

这一研究的开启要感谢J.C.比格尔霍尔（J.C. Beaglehole）的工作，还要感谢他在编辑历史文献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那些编辑作品中的脚注仍有重要价值。此外，他还是东南亚热带水果的顶级品鉴师）。比格尔霍尔也从事17世纪英格兰史的写作，他曾发表过一次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并被冠以“新西兰学者”的称号，而且他的第一本书《太平洋探索》（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cific）还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话题，而他当时还不过是一名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博士研究生，并且研究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领域。

本书所关注的几个重点带有新西兰人的特征，而关于移居海外者的研究可以说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本书还探讨了地图、地理、岛屿以及时空距离的心理思考。xii就在我父亲去世的1960年，一本追思他的论文集《距离照亮我们的前方》（Distance Looks our Way）出版了。对于新西兰人来说，这是多么切合心意的标题啊。这一研究计划关注的是英格兰人以及之后的不列颠人对空间的思考，而在当时，欧洲人历史中的空间和文化这两个变量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它反映了我们所审读的文本与空间和时间有着怎样紧密的关系：地理学离不开历史学，反之亦然；远洋航行离不开钟表盘，以及后来的航海经纬仪和指南针（还有天上的星星）。其中的部分缘由在于历史学能解释政治，而地理学又解释历史，所以地理学也在政治学的领域之中。当代人阅读修昔底德和李维时也要把地图放在手边参阅。

用纳撒尼尔·巴特勒（Nathaniel Butler）的话说就是，“如果地理学缺了历史，那就如同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而历史学要是离开了地理学，那就成了漫无目的游荡的流浪汉”。虽然卡姆登（William Camden）和哈库利特（Richard Hakluyt）有着不同的写作目的，但是他们的文本都引导着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活动。对于前者，旅程的出发点也成为解释抵达地点的背景；对于后者，按照时间顺序书写航行，但本质上是为了宣称领土权，并且他的航行写作不仅是为了展示旅行者到过哪里，也是为了说明旅行者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而到达那里。

本书有两个学术目标。一个是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及其后的不列颠政治中对地理语言的使用情况。在本书中我把历史地理学者、英语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统筹起来看待。近代早期地理学并非我所擅长。我想说的是，地理学在政治观念史的研究中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课题。xiii尽管历史地理学家对近代早期地理学中的政治学和宗教思想进行过一些探讨，并且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也分析过其中的制度和道德话语，但是关于英格兰和不列颠政治学中的地理语言的变迁却一直缺乏通览式的研究，而这一语言却又在创建国家形象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虽然近代早期本文中的民族意识已经在一些重要的文献中得到了分析，但是本研究仍想试图理解近代早期不列颠——这既包括亚民族的、民族的、地区的乃至帝国的——政治思想中的地理构成。本研究的主题就是政治认同中的地理表述，尤其关注陆地与海洋关系的相关言论。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乡村的、农业的英格兰社会是如何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将政治体系带向了商业和海洋方向，这一过程花费了数个世纪，耗费了无数的心思、生命和钱财，并且仍有大量未曾转变之处。然而，作为一个可以进行历史分析的发展历程，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你将海水加进来后，政治学中发生了什么？尽管这个社会对淡水和咸水都有需求，但近代早期政治写作所强调的是，海洋施加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这里，我参考了关于国家形成史、帝国史、海洋和海军史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一直研究的是第一个主题，不过我现在要对第二个主题进行新的研究了。现在，水研究是热门话题，特别是“海洋史变得具有如此的复杂性、多层面性，以至于（进一步研究它的）潜力可能要丧失了”。无法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主题进行全面探讨，但是，它却是我们理解近代早期英格兰和不列颠政治与地理自我形象构建中不可或缺的背景。本书的主题还包括贸易及其历史和影响，当时之人是如何看待海洋纪律的，以及岛国和帝国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主题都建立在我早期的研究基础之上。我的《英格兰的麻烦》(England’s Troubles)一书探讨了当时的政治比喻中使用自然世界的形象以描述处于风雨飘摇的国家之船这个问题。《共同利益原则》（Commonwealth Principles）一书则更深入地审视了英格兰共和主义的写作和实践中所包含的某些海洋要素。这两本书把这些主题都放入到一个欧洲的，特别是盎格鲁-荷兰的框架之中。本书算是《英格兰的麻烦》的续集，它从地理，而非宗教的视角考察了近代早期英格兰的欧洲认同。它还探讨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作家们在看待地理学的问题上跟看待宗教问题时一样，都从欧洲视角出发，并且不可避免地也把它们与欧洲所发生的带有地方性的、地区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暴力事件结合起来看待。本书也是对《共同利益原则》一书的延续，它是基于原始文本——手稿和印刷品——的观念史研究。在这里，我们说再次返回到英国-荷兰史视角并非说它过去被忽视了。但是，荷兰对近代早期英国史所产生的持久的、多方面的、累积性的转型影响的确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这一影响非常深刻：甚至板球（cricket）都是从佛兰德斯进口的。

地理学和海洋借助岛屿走到了一起。尽管岛屿如今成为新西兰人的一个象征物，但是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英格兰人及其之后的不列颠人却把自己描述为岛国人（islanders）。近代早期的欧洲人跟今天的新西兰人看待岛屿的观念并不相同。尽管当时之人也会将水域与陆地区别看待，但是他们在对二者单独分析时是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的，并且还会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本书研究的就是不列颠作为岛屿民族、国家以及之后的帝国的观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相关材料浩如烟海，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宗教和政治争论中充满了自然世界的形象，而且其帝国经历也与自然哲学的追求和观察实践密不可分。我所参考的作品包括辩论文、谏言、诗歌、戏剧、讽刺文学、地理学、历史学、自然哲学、海洋文章、政治哲学以及旅行写作。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在匹兹堡大学时完成的，并在多个方面受到了该校历史系的帮助。那里有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大西洋史计划，并且对这片海水的研究成果在我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更重要的是，匹兹堡的历史系致力于跨民族和全球史的研究生教学工作。尽管本书并非全球视野，甚至不能算是一个跨民族历史作品，但我能与那里的师生进行互动，就世界各地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那里的学生包括凯瑟琳·鲍乐瑞奥克斯（Catherine Balleriaux）、塔妮娅·波斯特（Tania Boster）、罗兰·克拉克（Roland Clark）、约翰·多诺霍（John Donoghue）、尼可拉斯·弗雷克曼（Niklas Frykman）、克里斯·马格拉（Chris Magra）、杰克·波洛克（Jake Pollock）和凯特·索尔斯（Kate Sorrels）。他们或对本书有所贡献，或至少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他们有选择吗？）。我的材料来源因杰克的帮助而得到特别的完善。杰克现在也在从事一个相关的研究计划。关于系里的教师，我要特别感谢里德·安德鲁斯（Reid Andrews）、比尔·蔡斯（Bill Chase）、约翰·库珀（John Cooper）、皮纳尔·伊米拉里奥格鲁（Pinar Emiralioglu）、亚历杭德罗·德·拉·富恩特（Alejandro de la Fuente）、贾内尔·格林伯格（Janelle Greenberg）、吉姆·纳普和佩奇·纳普（Jim and Peggy Knapp）、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拉腊·帕特南（Lara Putnam）、伊夫林·罗斯基（Evelyn Rawski）、布鲁斯·维纳德（Bruce Venarde）和珍·沃尔德伦（Jen Waldron）。保罗·米莱特（Paul Millett）、约翰·莫罗（John Morrow）、安德鲁·尼尔（Andrew Neill）、约翰·里夫（John Reeve）、乔纳森·索戴伊（Jonathan Sawday）、安德鲁·夏普（Andrew Sharp）和迈克尔·威特摩尔（Michael Witmore），以上诸公让我注意到了我本会忽视的材料。没有匹兹堡大学的帮助以及因作为卡罗尔·阿蒙森英国史教授（Carroll Amundson Professor of British History）而享受的资源的话，本书是无法完成的。这些资源使我能够前往伦敦和其他地方查阅档案资料，并且还让我有时间从事阅读和写作。

这不是我第一次向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es）、马丁·凡·格尔德伦（Marten Van Gelderen）、马克·凯什兰斯基（Mark Kishlansky）和马尔库·佩尔托宁（Markku Peltonen）表示谢意了。我曾与约翰·莫罗一起编辑过一本书。当他开着“斯威夫特”号（Swift）穿梭在奥克兰港以参加一系列朋友间的活动时，他阅读了本书的早期书稿，而且与我就这一计划进行了讨论交流，表达了对我的支持。我还要向剑桥大学的两位匿名审稿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在我接受研究生教育时，我特别有幸地处在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的鞭策之下。具有顶级水平的莫里尔现在有了更多的才能，而且他在使用这些才能方面比我更加得心应手。约翰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里面的暗礁、风向和潮流，这也不过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共和国公民所掌握的良好品质中的一项。我在本书中很贪婪地吸吮着他为我提供的一切。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至少要在菜单中增添一道我刚抓到的“鱼”，虽经朴实无华的调味准备，但呈现出的却是我的热烈的情感和感激之情。

当我在匹兹堡开始这段跟新西兰历史有几分相似的不列颠史研究时，我认为我生活在一座跨越世界的英语语言桥之间，这座桥连接了三个国家。现在我搬到了奥克兰居住，而这本书又像连接了我回家之路的桥梁。xvi但是，其中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家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历史如果不能受到最严格的审视的话，它就会控制住这位历史学家：“年轻人（以及不那么年轻的人）受到逝者的掌控。”我对安妮（Anne）、索菲亚（Sophia）和托马斯（Thomas）参与到了我生命中这一进程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因为他们在我的身边一点点长大。

本文为《漂浮之岛：不列颠海洋帝国的兴起》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5月出版。

感谢出版社授权刊登

作者简介

乔纳森·司各特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此后在剑桥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任教，目前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先前的作品包括：《英格兰的麻烦：欧洲背景下十七世纪英格兰政治动荡》（剑桥，2000年）和《共和国原则：英国革命的共和派书写》（剑桥，2004年）。

内容简介

一个农业的、乡村的英格兰社会是怎样转变为一个商业的、海洋的国度？地理学在近代早期英格兰和不列颠的政治认同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乔纳森·司各特在云游了大半个地球后，携带着大洋深处新西兰的孤独气息，又深度吸纳了欧美全球史研究的最新视角，最后成就了这本研究英帝国早期史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