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不止于诗的黄金时代

西安城的夏夜，偶尔会飘过几声仿唐乐舞的鼓点。这让人想起一千三百年前，同样在这片土地上，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波斯商人的驼队与江南来的商船交错，突厥贵族的子弟与日本留学生在国子监争论经文。盛唐的“盛”，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繁华，而是一种让后世回望时，仍能感受到的生命力。

它盛在普通人的日子里。洛阳的集市上，卖胡饼的小贩能说出三种外语，因为常来光顾的有粟特商人、新罗留学生，甚至还有非洲来的黑奴。一个江南的织锦女工，可能从未见过皇帝，却能靠手艺攒下钱，给儿子买一本《论语》。那时的税收不重，只要肯干活，农民能在秋收后酿几坛酒，过年时请戏班来村里唱上三天。敦煌壁画里，普通工匠的宅院有天井，有菜园，甚至还有专门放佛经的小阁楼——这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寻常人家的生活图景。

它盛在对不同的包容里。朝廷里，突厥人可以做将军，日本人能当秘书监，波斯人经营着长安最火的珠宝店。皇帝的禁军里，有金发碧眼的“胡骑”，也有黑皮肤的昆仑奴，他们和汉族士兵同吃同住，一起守卫宫城。一个西域舞姬在酒肆里跳胡旋舞，围观的文人不会觉得“伤风败俗”，反而会写诗赞叹她的舞姿。这种包容不是刻意为之的政策，而是深入骨髓的自信——不需要靠排斥异己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它盛在创造力的井喷里。李白喝着西域传来的葡萄酒写诗，吴道子画着印度传来的佛教故事，工匠们把波斯的琉璃工艺和中国的瓷器技术结合，烧出了前所未有的唐三彩。甚至连科举考试，除了考经史，还允许考生写“杂文”——也就是诗歌和散文，这在之前的朝代是不可想象的。长安城的书店里，除了儒家经典，还有佛经、道经，甚至还有介绍波斯历法的书，任何人都能买回去看。

它盛在各种可能性里。一个士兵靠战功能当上宰相，比如薛仁贵；一个歌女能成为皇帝的宠妃，比如杨玉环；一个外国人能在朝廷里做到部长级别的官，比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这种“不问出身，只看本事”的氛围，像阳光一样照在每个想往上走的人身上。敦煌文书里，有个叫王二狗的农民，在账本上写着“明年要去长安考明经科”——他可能一辈子也考不上，但这种想法本身，就藏着盛唐的密码。

如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唐三彩马的釉色，读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实都是在触摸那个时代的体温。这种生命力，才是真正让它在历史里闪闪发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