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心堂下，累累尸骸

圣心大教堂是巴黎著名地标建筑，但也是一座带有强烈反动意识形态色彩的建筑。它是巴黎公社运动被法国“还乡团”血腥镇压后，反动势力飞龙骑脸、坟头蹦迪的产物。

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是一场以工人、平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自治尝试的悲剧性终结。随后的“血腥周”中，约有3万至5万名公社社员被屠杀，更多的人被监禁或流放。

对胜利的保守派与天主教势力而言，公社被视为“无神论的叛乱”，是法国受上帝惩罚的象征和原因。“还乡团”们认为普法战争的失败、拿破仑三世帝国的崩溃以及巴黎的动荡，皆因法国背离了信仰与秩序。于是，圣心大教堂的修建便带有一种“赎罪”性质：既是为“国家的罪孽”向上帝献祭，也是为镇压公社而树立的一座“胜利的丰碑”。

圣心堂选址在蒙马特高地，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反动政治意味。1871年3月18日，正是已经投降普鲁士的反动集团试图偷袭蒙马特炮台，而被当地民众义勇军组织击退，巴黎公社起义由此爆发。蒙马特高地是巴黎的制高点，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最激烈的战斗、最血腥的屠杀都发生在这里。如今，在同一高地上矗立起一座白色教堂，俯瞰整个巴黎，仿佛象征着一种对叛逆精神的压制与“洗白”，这无疑带有鲜明的政治宣告：巴黎的灵魂，必须被“圣化”。

1873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案，明确将圣心大教堂定义为“对巴黎公社社员所犯下罪行的补偿”（"réparation des crimes des communards"）。教堂建造资金主要来自富人阶层的“民族认捐”，而地基下埋葬着公社社员的遗骸。这种“富人的教堂压在穷人的尸骨上”的空间结构，成为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系统性、精神性镇压。

蒙马特高地有一处石灰矿，在巴黎保卫战中用来安置了很多伤员、家属、老弱妇孺。反动的“还乡团”们占领了蒙马特高地之后，直接在石灰矿洞口放置炸药，炸毁了这个矿洞，公社数百名伤员妇孺被活埋于此。具体的数字至今法国政府都没有脸去统计，而民间志愿者社团们认为被活埋的公社烈士在500-800名之间。

而就在这个石灰矿正上方，建起了一座纯白色石灰岩的大教堂，这是耻辱！是讽刺！这座教堂的石头，不是来自信仰，而是压在尸体上的惩戒令。每一块砖，都封着一个死者的口；每一块石灰岩，都吸走了一句本该写入史书的控诉。

让我们记住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在巴黎最洁白的地标之下，掩盖的是最黑暗的坟墓。

圣心堂工程是否应当受到批判？答案是肯定的。不是因为它是教堂，而是因为它是以粉饰镇压为目的、以洗净阶级记忆为手段的政治工程。批判它，不是批判建筑艺术本身，而是批判那种以神之名行权力之实的建构方式。它象征的，不是信仰的宽容，而是秩序对理想的绞杀；不是和解的桥梁，而是残暴的胜利者书写的单边历史。

然而，历史和意义并非铁板一块、坚不可摧。我们不应否认它的美：艺术不因其产生背景复杂而丧失形式上的价值。许多伟大建筑都诞生于复杂甚至黑暗的政治语境中——比如布达拉宫，它们依然能在审美上令人震撼。

一百五十年过去，圣心堂早已从当年那座政治性的“胜利纪念碑”变成游客拍照的浪漫背景，变成婚礼的取景地、市民的休憩处。它的政治锋芒被磨平，它的宗教功能也渐趋淡化。真正的批判，不是摧毁这座建筑，而是铭记其中背后的历史。

雨果对于巴黎圣母院的态度就很鲜明，他用最优美最浪漫的语言去赞美圣母院的美丽，也用最犀利最讽刺的语言去诅咒这座建筑里的虫豸。雨果笔下的圣母院，既是荣耀的结晶，也是腐烂的巢穴。他让我们明白，爱与批判从来不是矛盾的两端，而是认知成熟之后才能并存的能力。

鲁迅先生也说过：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

我就非常喜欢圣心堂，它的曲线之优雅、石材之洁白、形式之和谐，都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仰望穹顶、拍下一帧帧静美图像。我还在巴黎街头闲逛，从各个角度去拍摄它。本文所有关于圣心堂的配图都是我自己上个月在法国旅行期间拍摄的，有一些强行长焦了，就显得很模糊，还是技术有待提高。

所以我欣赏圣心堂的美，用照片去诠释它；同样也要写文章讲述背后的历史。美可以令人震撼，但不能使人遗忘。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能让影像掩盖历史，不能让赞美替代反思。我越是欣赏圣心堂，就越要讲述它脚下埋藏的公社冤魂；我越是用镜头记录它的光影之美，就越要用文字批判它的阴影之重。

这正是历史成熟的标志——不必拆除建筑，也不必否定美，而是让美成为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圣心堂早已成为巴黎的文化名片，我们恰好可以借助这张“名片”，去铭记那一段历史。

那么该如何铭记呢？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例子。

1971年春，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法国艺术家埃内斯特·皮尼翁-埃内斯特（Ernest Pignon-Ernest）在未获得官方许可的情况下，于夜色中将数十幅巨型丝网印刷画贴在圣心堂阶梯上。这些画作中，是一具具以公社战士为原型的尸体轮廓，身形扭曲，手足散落，代表着是死亡本身的痕迹。

这件作品名为《巴黎公社之殉难者》（《Les Gisants de la Commune de Paris》）：画纸覆盖圣心堂的阶梯，在清晨之前无人知晓，白天到来，游人和居民的脚步便开始踩踏它们，风雨撕扯，日晒剥蚀，几天之内，画纸碎裂、消散，不复存在。正如那段历史中真实的尸体曾在街头堆积，又迅速被清理、被遗忘。

这是最绝的地方：画作只是艺术表现的一半，而艺术表现的另一半是让游客踏碎这些肖像。

正是这种“注定破碎”的命运，构成了作品最深的意象核心：不仅为了纪念死亡，更为了重演遗忘的过程。游客们有些会停下来缅怀，而是有些则是自然地踩上这些图像，将它们碾压、撕裂、最终风干为尘。

这种物理性的消逝，不是技术限制，而是艺术语言的一部分：他将巴黎社会对这段历史的“漠视”体现在城市行为中，逼使我们意识到，遗忘本身，是一场持续的社会运动。

《殉难者》将“纪念碑”变成“消耗品”，将“英雄记忆”转换为“可践踏的影子”。这是一种彻底反纪念碑的策略，它不为死者争取永恒位置，而是让他们的消失成为现场事件。这些“殉难者”们既不被命名，也不被歌颂，他们没有雕像、没有旗帜、没有身份，只有一个个匿名的人形轮廓。这些轮廓仿佛不属于某一个人，而属于一整个被历史抹去的阶级，被彻底击败的政治理想。

作品中的图像不是象征，而是痕迹，是历史真实死亡留下的最低限度可见之物。而画纸的破裂，正是一种关于“遗忘”的模拟，它将沉默和消逝视为纪念的部分形式：不是铭记，而是看见遗忘如何发生。

正如上文所述，圣心堂的阶梯之所以成为艺术实现的关键地点，是因为它象征着国家对那场工人起义的“清算”与历史叙述权的重建，而艺术家选择在此进行干预，恰恰是对官方纪念叙事的挑战。在这座宗教与权力的白色建筑前铺展出扭曲的人体黑影，使整座城市看似洁白的文化记忆被划开一道缝隙，让那群无声的死者，从地底再次浮现。

那一幅幅轮廓，摊倒于地，姿态各异，有的蜷曲、有的仰卧、有的张臂如在挣扎，它们并不具象，却高度具体——我们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因为正是这种“被忽略的集体性”，构成了历史上最难被铭记的人群。而当这些形象被人无意间踩踏、碾碎时，观众也不自觉地成为遗忘机制的一部分。这不是控诉某个政府的暴力行为，而是让每一个行走其上的人，切实地体验一次“如何践踏历史”的隐喻性动作。

风吹雨打之中，画纸被撕裂、剥落，像死亡本身不可逆的消解过程，也像记忆在城市语境中无法持久的脆弱存在。这一消失的速度，反而构成了作品最深远的延续性。它从不期待被保留，恰恰因为它终将消失，它才必须出现。

让人真正不安的是，这种遗忘并不是由暴力直接完成的，而是日常生活自然完成的。人们踩着这些尸体图像走上阶梯，就像他们日常经过这座教堂，习以为常地接受这里是“和平”“圣洁”的象征。他们并非恶意，而是早已脱离那段记忆，早已不再思考这块土地上曾发生的事。

艺术家所设置的，就是这种日常与历史之间的撞击——让你意识到：你正踩着的，可能就是你从未被告知的东西；你不在意的沉默，其实也在延续那场失败者的命运。他用一张张即将破裂的纸，让我们重新面对一个沉重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不记得了，而是我们是否真的想过要记住。

这个艺术作品是一种对纪念本身的追问。艺术家没有提供答案，他也不企图重写历史，他只是将那段被掩盖的死亡以最低的方式呈现在街道之上，以最易被忽视的形式要求被看见。他用纸质图像制造的“记忆身体”，注定要被踩踏与消失，就像公社成员曾在历史中沉没；而我们能否在短暂的一瞥中察觉出那背后的代价与沉默，也许才是这场艺术行动真正投向未来的问题。

此后每逢巴黎公社周年纪念，左翼组织和巴黎市民都会自发地进行悼念活动——唯有不忘，才是对这座“还乡团”反动纪念碑最好的纠正。

所以说，只有正视、记忆、清算那段历史，我们才能真正与它和解，才能将建筑从那段孽缘中剥离出来。只有当我们敢于揭开白石之下的沉默，敢于直视圣洁外壳中的罪行，圣心堂才不再是粉饰镇压的纪念碑，而能真正回归为一座文化遗产，一座艺术品，一件凝结了工匠、设计师、艺术家们技艺与情感的作品。

历史不被遮掩，艺术才不会沦为赎罪的器皿；记忆被铭刻，美学才能摆脱政治的负担。

这是对一座城市的尊重，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严。当一个社会能够将最具争议的纪念地，转化为最坦诚的教育场所；能够让人民既欣赏其之美，也不忘其之罪，那才是真正的成熟，也是文明的胜利。

我们不是不许它美，而是必须先承认它曾被用来掩盖痛苦。这样，它才配被记住为一座建筑，而不是一段沉默的共谋。

关于圣心堂、布达拉宫等一系列建筑或艺术更深入的反思：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同时欣赏它的建筑之美，又对它所代表的历史保持警觉，正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的后来者的位置，拥有了比当时更多的视野与理解力。我们能够欣赏它，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受它控制；我们能够质疑它，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它来替我们思考。

就比如，布达拉宫是西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建筑之美，就忘记它在旧制度下的权力属性。在农奴制度尚未被打破的年代，它是高高在上的统治中枢，是农奴一生的梦魇。

而今天，我们能够平视这座宫殿，能够以平等身份走入它的回廊，正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革命。我们不需要否定它的建筑价值，也不需要否定它在人们心中的精神意涵，但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真正完成解放之后，我们才拥有重新定义它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平静而清醒的态度看待布达拉宫，正是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那种制度之下。我们不再需要借助神权维系等级，也不需要通过建筑制造敬畏。一个社会只有在完成对旧制度的超越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对历史的反思能力。否则一切“纪念”都只是掩饰，一切“文化”都可能变成权力的外壳。

而这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从巴黎街头的“血腥周”到西藏的民主改革，从被枪决的工人阶级到翻身得解放的农奴阶层，这条历史的进程，凝结着无数人的牺牲和意志。是他们承担了失败、承受了暴力、穿越了漫长的沉默，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历史面前说出真实、说出尊严。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继承责任。

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谈论巴黎公社，可以重新定义布达拉宫，这不是因为它们已经“过时”，而是因为我们有了足够的力量和历史自觉性，不再惧怕那种曾经统治我们的旧秩序。这正是革命的意义——不是为了一座新庙宇取代旧神，而是为了让人可以在废墟之间平视历史，而不必再跪着回忆。

我们之所以纪念公社，不是因为它成功或失败了，而是因为它曾经试图改变世界；我们之所以要记得农奴制的残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提醒自己：历史的进步不是惯性，而是代价——是一个个倒下的人，用生命铺出的高度。

在这座高度之上，我们有责任让记忆不再被踩碎，不再被风吹走。我们不纪念死亡本身，而是纪念那些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选择站起来的人。唯有不忘过去，才能面对未来。

◆ ◆ ◆ ◆ ◆

由于所有文章都因“众所不知”的原因被删除，目前只有微博还都能看到备份：

其余文章也在努力补档中。但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哪天又会发生“众所不知”的意外呢。趁着目前还能查看，大家赶紧去抢救性阅读一下吧。

还有一些微博文章独创文章的备份，请搜索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