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知识分子英雄，在大学里往往处在边缘位置

皮埃尔·布迪厄 (1930-2001)

文 | 皮埃尔·布迪厄，《学术人》后记

1970 年代初，我曾向某位年轻的美国访问学者解释，所有那些知识分子英雄——阿尔都塞、巴特、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更不用说当时那些次要的先知——在大学里往往处在边缘位置，甚至无权指导正式研究工作：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撰写博士论文（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士论文），因此也就无法指导博士论文；这位年轻人的惊讶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此一关系。

若是留心观察这些更有可能为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所熟悉的哲学家，我们就能发现，了解他们所处的整体空间结构，能让我们通过真正的“参与式客观化”（这种客观化不带有任何简化式的论战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出发来考虑问题；同时，我们也能重建某种视点，而只有从该视点出发，我们才能界定他们的知识分子计划。正如我们在图表上看到的那样（他们都处在326页图表的左下方），这些哲学家都处在一种双重关系中：一方面，是他们与在世俗层面占据支配地位的一极之间的关系，即与学院派哲学之间的关系，此一关系首先体现在授课时间的一成不变之上，因为授课时间是由竞考主题的永恒轮回（retour éternel）所决定的，此外，那些控制了团体再生产机构——例如负责选拔中等教育教师的机构（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或是负责选拔高等教育教师的机构（如大学咨询委员会）——的大学教授则是此一关系的化身。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与“在智识层面”占主导地位的一极之间的关系，而所有人文社科的大师们则占据了这一极，这些大师更是奉列维-斯特劳斯为圭臬。

《学术人》

皮埃尔·布迪厄 著；

王睿琦 钟牧辰 译

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在与索邦大学的高级哲学祭司（grand sacerdoce philosophique）的关系中——正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这名大祭司也来自世俗的“高等神学院”（grand séminaire），即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所在整个教育等级序列中处在顶峰的学校——这些哲学家看起来像是与教会对立的异端分子（hérétiques），或者换句话说，看起来像自由职业知识分子（free-lance intellectuals），却被安插在大学教育系统之中，抑或至少驻扎在四面都受到野蛮人入侵威胁的学术帝国的边缘（marges）或边境（marches）——如果我们用德里达式的文字游戏来说的话。

这些哲学家几乎完全被剥夺或被免去了权力和特权，但也被免去了一般教授的责任和义务（如竞考委员会、指导博士论文等），他们与知识分子界（尤其是各种先锋杂志，例如《批评》《原样》等）以及新闻界（特别是《新观察家》杂志）有着紧密的联系：米歇尔·福柯很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几乎完全不具备学术权力，甚至也不具备科学权力，因此也没有由这些权力所带来的客户群，尽管他在晚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但即便如此，他的声望让他在新闻出版界影响巨大，并且在文化生产场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也体现了此一位置的边缘性，他们都曾在巴黎高师承担次要职务，这显然是由于，所有注定要成为异教创始人的异端分子，除了差异、分歧，以及有时甚至使他们分离的冲突之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一种反体制情绪（humeur anti-institutionnelle），这使他们在这方面与大部分学生具有相似性：一方面，他们在外部世界（大学之外、法国之外）已经拥有了巨大声誉；但另一方面，巴黎高师这所曾在两人年轻时吸引着他们，甚至认可了他们的院校，却利用了他们的蔑视和排斥，只授予他们边缘化的职位；于是他们不耐烦地对其声誉与所处地位之间的差距做出反应。

如果说我们有必要从最模糊不清的一极开始讨论，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避开外部的注视与肤浅的分析（更不用说位于其中的论战者）。然而，这一极不只是陪衬，也是敌对者，它必须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夺取生存或幸存的权利；在伦理或政治倾向的构成或强化方面（这也决定了作品的整体倾向），它很可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就像老索邦大学在面对年鉴学派时一样。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极，则是胜利凯旋的社会科学：列维-斯特劳斯是其化身，他恢复了为巴黎高师哲学家们所蔑视的学科的声誉，并使之成为智识成就的典范；只有在与社会科学一极的对立中，我们才尤其需要重新定义某些首先于1945—1955年被提出的哲学计划，它们参照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传统，也参照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哲学家典型形象，并尤其反对此一形象。

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借用的人类学（antropologie）一词，同时也承载着过去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的所有声望——福柯正是在那几年里翻译并出版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人类学一词取代了平庸且颇具限制的民族学（ethnologie）一词，并象征着社会科学通过其最杰出的代表，即列维-斯特劳斯，向直到那时仍至高无上的哲学发起的巨大挑战，而这直接体现在他与萨特的对抗中：这也是长期以来独自统治整个智识场域的萨特所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挑战。事实上，尽管在上个世代，萨特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也不得不重视社会科学，但由于涂尔干学派的极度式微，并且新生的经验社会学也处在非常低微的位置（由于其美国出身，从而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受到了“牵连”），因此他们真正面对的威胁，只有“科学主义的”心理学（虽然皮亚杰[Piaget]是例外），以及毫无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尽管萨特和梅洛-庞蒂在巴黎高师的同窗拉加什[Lagache]获得了索邦大学教职）。

从今以后，占据象征性主导地位的是整个社会科学，它让哲学代表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不仅哲学曾经的“集大成学科”（discipline du couronnement）的位置受到了威胁，正如让-路易·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所说的那样，而且它的智识身份和研究纲领也受到了威胁。哲学需要面对的，首先是真正的领航学科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本维尼斯特、雅各布森（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威胁，因为他在国外生活，尽管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认可）以及马蒂内（其影响力逊于前两者）。还有“人类学”，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并由杜梅齐尔所强化。

以及历史学，其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在哲学领域也早早获得了认可，因为萨特曾与他就《地中海》（Méditerranée）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布罗代尔还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为革新与整合社会科学奠定体制基础：他曾执掌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著名的科学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列维-斯特劳斯、阿隆、勒布拉兹、弗里德曼等）、一系列发展迅速的研究中心、各类刊物——其中包括《年鉴》（Annales）杂志（他接过了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的衣钵），以及《人类》（L’Homme）杂志（它由列维-斯特劳斯创办，取代了年迈的《现代》杂志，而后者已经沦为巴黎随笔主义捍卫者的基地）——以及不久以后将会建立的他在巴黎的大本营：人文社科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哲学还要面对拉康及其精神分析的冲击：在社会层面和象征层面，拉康与列维-斯特劳斯和梅洛-庞蒂结盟，并在大学场域内影响深远（尽管他并没有出现在对应分析中，所以也没有出现在图表中，因为他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大学教职—— 拒绝让他在巴黎高师授课，是学生们反对弗拉策利尔的起因）。

最后，哲学还要面对来自社会学本身的冲击，尽管社会学在新兴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中处于末流，但通过雷蒙·阿隆，及其反对萨特或是哲学新思潮的论战——尤其是著作《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社会学也赢得了一代哲学家的尊敬：这一代哲学家们依然会撰写随笔，讨论阿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历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中所提出的观点。

我们也必须在罗兰·巴特这里稍作停留，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地显示了双重差异关系（1970 年代先锋派的特征）的影响：他并非体制中的精英（他既不是巴黎高师毕业生，也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甚至还不是“哲学家”），但他很可能因为被排斥，所以为隐约的复仇情绪所驱使，从而与一般教授（在此以雷蒙·皮卡尔为代表）公开进行论战，而后者的规章制度性尊严感，则让他们拒绝接受年轻的异端派中最受认可之人；与巴特对立的大师们兼任了各种一般或特殊头衔来增加自己的声望，巴特也对他们表现出直截了当的尊敬，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以更微妙或更反常的方式表达尊敬。

罗兰·巴特的社会角色，浓缩了内在于边缘大学机构（如“后布罗代尔时代”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或不同时期的巴黎十大和巴黎八大）的微妙位置（porte-à-faux）中的张力或矛盾，这些机构试图将双重对立（往往与双重剥夺有关）转化为个人选择的超越，并将不同的轨迹同时汇聚在一起，对其中的某些人而言，该机构像是一张通行证；对另一些人而言，则已经是他们人生的顶点；罗兰·巴特也代表了随笔作家这一类人的顶点，他们无法与大学场域的力量抗衡，所以为了生存，乃至幸存下去，他们不得不顺着各种搅动世界的外部或内部力量而飘荡，尤其是通过新闻界。

罗兰·巴特让人想起了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形象，后者的某位同代人曾这样描述他：“他是一个随风飘荡的人，每一次碰撞都会使他震颤，他能接收所有印记并依次传递出去，但需要身旁的另一个人才能让他启动，他总在寻求一道指令，而很多其他人随后也会请求他发号施令。”福楼拜曾经指责他的朋友，这位“好泰奥菲尔”（bon ­Théo）缺乏“个性”，但他没有看到，戈蒂耶的无定见本身就是其重要性的来源；戈蒂耶的另一位朋友则注意到，他先后创作了中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中世纪风格、16世纪、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风格、洛可可以及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与戈蒂耶相似，罗兰·巴特也即时地描述了大学场域各种力量的变化，但似乎又先于这些变化，因此，我们只需考察他的人生历程，以及他人生中不间断的痴迷与喜好，就足以看到在该场域阻力最小的地方所产生的所有张力，正是在那里，人们所谓的时尚不断涌现。

很明显，根据在场域中所处位置与先前人生轨迹的不同（就像罗兰·巴特的案例所昭示的），以及特定哲学资本的不同（该资本可以被投入为克服双重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张力中），人们所能体验到的双重对立关系也大相径庭。像阿尔都塞与福柯等人，尤其是福柯，都曾拒绝所谓的“主体哲学”（philosophie du sujet）以及与存在主义有关的“人道主义”，并转向了另一种认识论的传统、另一种科学史与哲学史的传统，而此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有加斯通·巴什拉、乔治·康吉莱姆和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人。

为了彰显自身与学者们的“实证主义”之间的距离，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以一种炫耀性的夸张笔触（“人之死”），肯定了“无主体哲学”（philosophie sans sujet）；忠实于涂尔干传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刚刚重申了此一观点，并通过提及无意识的观念，从而赋予了它以现代主义的气质；而此一无意识观念则调和了经由拉康重新解读的弗洛伊德、经由雅各布森概括的索绪尔，以及马塞尔·莫斯的观念（相较于仍然被高贵哲学的封闭圈子排除在外的老涂尔干，莫斯的观念更能适应新的智识体制，尽管其大胆的再阐释可能也会付出某些代价）。梅洛-庞蒂对这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他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持特别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并且他还曾撰写过一篇名为《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De Mauss à Lévi-Strauss）的文章。

因此，通过一种知识分子理性的奇怪诡计，涂尔干式的“人的哲学”获得了平反，它以人类学这一更体面的形象（经由语言学的合法化）出现，用以对抗“主体哲学”，后者在 1930 年代，为另一代巴黎高师毕业生们所肯定——即萨特、阿隆、尼赞（Nizan）等人，而他们之所以认同“主体哲学”，则尤其是为了反对涂尔干式的“总体”（totalitaire）哲学……

但是，千万不要搞错，对社会科学的认可与参考，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归顺。实际上，每一位哲学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背叛了他们对社会科学的崇敬与依赖，哪怕只是像德里达一样，把社会科学作为自己批判的靶子，或是借用社会科学的主题（如对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成对术语这一行为的批评）。他们首先会将自己优雅雄辩的学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像福柯那样，或是像德里达一样，将《原样》派所使用的手段和效果引入哲学场域之中，从而不断强调自己与“所谓的社会科学”（sciences dites sociales）的普通实践者之间的制度性距离，就像阿尔都塞常说的那样（某些人会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希望证明哲学家们在写作中所体现的尊严，显然这些人需要被区别对待）。

他们利用了自身所有的文化资源，并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来改造他们从历史科学中借鉴而来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te）哲学，及其诸多主题、问题和思维模式。因此，福柯正是在尼采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哲学担保人形象，使他实现了艺术僭越与科学发明在社会层面不可能的结合，并借鉴了尼采的概念-背景论（concepts-écrans），例如谱系学观念，从而使他能够借着哲学的荣光，来完成一项关于社会史和发生社会学（sociologie génétique）的事业。同样，我曾分析过德里达针对《判断力批判》所做的分析，在其中我指出，德里达很清楚应该在哪个节点上停止“解构”，因为一旦突破这个节点，他的社会学分析就注定会被视为庸俗的“社会学还原”，这甚至会使他“解构”自己哲学家的身份。

皮埃尔·布迪厄 (1930-2001)

文 | 皮埃尔·布迪厄，《学术人》后记

1970 年代初，我曾向某位年轻的美国访问学者解释，所有那些知识分子英雄——阿尔都塞、巴特、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更不用说当时那些次要的先知——在大学里往往处在边缘位置，甚至无权指导正式研究工作：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撰写博士论文（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士论文），因此也就无法指导博士论文；这位年轻人的惊讶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此一关系。

若是留心观察这些更有可能为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所熟悉的哲学家，我们就能发现，了解他们所处的整体空间结构，能让我们通过真正的“参与式客观化”（这种客观化不带有任何简化式的论战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出发来考虑问题；同时，我们也能重建某种视点，而只有从该视点出发，我们才能界定他们的知识分子计划。正如我们在图表上看到的那样（他们都处在326页图表的左下方），这些哲学家都处在一种双重关系中：一方面，是他们与在世俗层面占据支配地位的一极之间的关系，即与学院派哲学之间的关系，此一关系首先体现在授课时间的一成不变之上，因为授课时间是由竞考主题的永恒轮回（retour éternel）所决定的，此外，那些控制了团体再生产机构——例如负责选拔中等教育教师的机构（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或是负责选拔高等教育教师的机构（如大学咨询委员会）——的大学教授则是此一关系的化身。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与“在智识层面”占主导地位的一极之间的关系，而所有人文社科的大师们则占据了这一极，这些大师更是奉列维-斯特劳斯为圭臬。

《学术人》

皮埃尔·布迪厄 著；

王睿琦 钟牧辰 译

拜德雅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在与索邦大学的高级哲学祭司（grand sacerdoce philosophique）的关系中——正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这名大祭司也来自世俗的“高等神学院”（grand séminaire），即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所在整个教育等级序列中处在顶峰的学校——这些哲学家看起来像是与教会对立的异端分子（hérétiques），或者换句话说，看起来像自由职业知识分子（free-lance intellectuals），却被安插在大学教育系统之中，抑或至少驻扎在四面都受到野蛮人入侵威胁的学术帝国的边缘（marges）或边境（marches）——如果我们用德里达式的文字游戏来说的话。

这些哲学家几乎完全被剥夺或被免去了权力和特权，但也被免去了一般教授的责任和义务（如竞考委员会、指导博士论文等），他们与知识分子界（尤其是各种先锋杂志，例如《批评》《原样》等）以及新闻界（特别是《新观察家》杂志）有着紧密的联系：米歇尔·福柯很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几乎完全不具备学术权力，甚至也不具备科学权力，因此也没有由这些权力所带来的客户群，尽管他在晚年成为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但即便如此，他的声望让他在新闻出版界影响巨大，并且在文化生产场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也体现了此一位置的边缘性，他们都曾在巴黎高师承担次要职务，这显然是由于，所有注定要成为异教创始人的异端分子，除了差异、分歧，以及有时甚至使他们分离的冲突之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一种反体制情绪（humeur anti-institutionnelle），这使他们在这方面与大部分学生具有相似性：一方面，他们在外部世界（大学之外、法国之外）已经拥有了巨大声誉；但另一方面，巴黎高师这所曾在两人年轻时吸引着他们，甚至认可了他们的院校，却利用了他们的蔑视和排斥，只授予他们边缘化的职位；于是他们不耐烦地对其声誉与所处地位之间的差距做出反应。

如果说我们有必要从最模糊不清的一极开始讨论，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避开外部的注视与肤浅的分析（更不用说位于其中的论战者）。然而，这一极不只是陪衬，也是敌对者，它必须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夺取生存或幸存的权利；在伦理或政治倾向的构成或强化方面（这也决定了作品的整体倾向），它很可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就像老索邦大学在面对年鉴学派时一样。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极，则是胜利凯旋的社会科学：列维-斯特劳斯是其化身，他恢复了为巴黎高师哲学家们所蔑视的学科的声誉，并使之成为智识成就的典范；只有在与社会科学一极的对立中，我们才尤其需要重新定义某些首先于1945—1955年被提出的哲学计划，它们参照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传统，也参照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哲学家典型形象，并尤其反对此一形象。

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借用的人类学（antropologie）一词，同时也承载着过去一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的所有声望——福柯正是在那几年里翻译并出版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人类学一词取代了平庸且颇具限制的民族学（ethnologie）一词，并象征着社会科学通过其最杰出的代表，即列维-斯特劳斯，向直到那时仍至高无上的哲学发起的巨大挑战，而这直接体现在他与萨特的对抗中：这也是长期以来独自统治整个智识场域的萨特所面临的第一次真正挑战。事实上，尽管在上个世代，萨特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也不得不重视社会科学，但由于涂尔干学派的极度式微，并且新生的经验社会学也处在非常低微的位置（由于其美国出身，从而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受到了“牵连”），因此他们真正面对的威胁，只有“科学主义的”心理学（虽然皮亚杰[Piaget]是例外），以及毫无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尽管萨特和梅洛-庞蒂在巴黎高师的同窗拉加什[Lagache]获得了索邦大学教职）。

从今以后，占据象征性主导地位的是整个社会科学，它让哲学代表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不仅哲学曾经的“集大成学科”（discipline du couronnement）的位置受到了威胁，正如让-路易·法比亚尼（Jean-Louis Fabiani）所说的那样，而且它的智识身份和研究纲领也受到了威胁。哲学需要面对的，首先是真正的领航学科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本维尼斯特、雅各布森（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威胁，因为他在国外生活，尽管受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认可）以及马蒂内（其影响力逊于前两者）。还有“人类学”，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并由杜梅齐尔所强化。

以及历史学，其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在哲学领域也早早获得了认可，因为萨特曾与他就《地中海》（Méditerranée）进行了漫长的讨论；布罗代尔还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为革新与整合社会科学奠定体制基础：他曾执掌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著名的科学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列维-斯特劳斯、阿隆、勒布拉兹、弗里德曼等）、一系列发展迅速的研究中心、各类刊物——其中包括《年鉴》（Annales）杂志（他接过了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的衣钵），以及《人类》（L’Homme）杂志（它由列维-斯特劳斯创办，取代了年迈的《现代》杂志，而后者已经沦为巴黎随笔主义捍卫者的基地）——以及不久以后将会建立的他在巴黎的大本营：人文社科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哲学还要面对拉康及其精神分析的冲击：在社会层面和象征层面，拉康与列维-斯特劳斯和梅洛-庞蒂结盟，并在大学场域内影响深远（尽管他并没有出现在对应分析中，所以也没有出现在图表中，因为他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大学教职—— 拒绝让他在巴黎高师授课，是学生们反对弗拉策利尔的起因）。

最后，哲学还要面对来自社会学本身的冲击，尽管社会学在新兴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中处于末流，但通过雷蒙·阿隆，及其反对萨特或是哲学新思潮的论战——尤其是著作《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社会学也赢得了一代哲学家的尊敬：这一代哲学家们依然会撰写随笔，讨论阿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历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中所提出的观点。

我们也必须在罗兰·巴特这里稍作停留，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地显示了双重差异关系（1970 年代先锋派的特征）的影响：他并非体制中的精英（他既不是巴黎高师毕业生，也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甚至还不是“哲学家”），但他很可能因为被排斥，所以为隐约的复仇情绪所驱使，从而与一般教授（在此以雷蒙·皮卡尔为代表）公开进行论战，而后者的规章制度性尊严感，则让他们拒绝接受年轻的异端派中最受认可之人；与巴特对立的大师们兼任了各种一般或特殊头衔来增加自己的声望，巴特也对他们表现出直截了当的尊敬，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以更微妙或更反常的方式表达尊敬。

罗兰·巴特的社会角色，浓缩了内在于边缘大学机构（如“后布罗代尔时代”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或不同时期的巴黎十大和巴黎八大）的微妙位置（porte-à-faux）中的张力或矛盾，这些机构试图将双重对立（往往与双重剥夺有关）转化为个人选择的超越，并将不同的轨迹同时汇聚在一起，对其中的某些人而言，该机构像是一张通行证；对另一些人而言，则已经是他们人生的顶点；罗兰·巴特也代表了随笔作家这一类人的顶点，他们无法与大学场域的力量抗衡，所以为了生存，乃至幸存下去，他们不得不顺着各种搅动世界的外部或内部力量而飘荡，尤其是通过新闻界。

罗兰·巴特让人想起了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形象，后者的某位同代人曾这样描述他：“他是一个随风飘荡的人，每一次碰撞都会使他震颤，他能接收所有印记并依次传递出去，但需要身旁的另一个人才能让他启动，他总在寻求一道指令，而很多其他人随后也会请求他发号施令。”福楼拜曾经指责他的朋友，这位“好泰奥菲尔”（bon ­Théo）缺乏“个性”，但他没有看到，戈蒂耶的无定见本身就是其重要性的来源；戈蒂耶的另一位朋友则注意到，他先后创作了中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中世纪风格、16世纪、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风格、洛可可以及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与戈蒂耶相似，罗兰·巴特也即时地描述了大学场域各种力量的变化，但似乎又先于这些变化，因此，我们只需考察他的人生历程，以及他人生中不间断的痴迷与喜好，就足以看到在该场域阻力最小的地方所产生的所有张力，正是在那里，人们所谓的时尚不断涌现。

很明显，根据在场域中所处位置与先前人生轨迹的不同（就像罗兰·巴特的案例所昭示的），以及特定哲学资本的不同（该资本可以被投入为克服双重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张力中），人们所能体验到的双重对立关系也大相径庭。像阿尔都塞与福柯等人，尤其是福柯，都曾拒绝所谓的“主体哲学”（philosophie du sujet）以及与存在主义有关的“人道主义”，并转向了另一种认识论的传统、另一种科学史与哲学史的传统，而此一传统的代表人物有加斯通·巴什拉、乔治·康吉莱姆和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人。

为了彰显自身与学者们的“实证主义”之间的距离，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以一种炫耀性的夸张笔触（“人之死”），肯定了“无主体哲学”（philosophie sans sujet）；忠实于涂尔干传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刚刚重申了此一观点，并通过提及无意识的观念，从而赋予了它以现代主义的气质；而此一无意识观念则调和了经由拉康重新解读的弗洛伊德、经由雅各布森概括的索绪尔，以及马塞尔·莫斯的观念（相较于仍然被高贵哲学的封闭圈子排除在外的老涂尔干，莫斯的观念更能适应新的智识体制，尽管其大胆的再阐释可能也会付出某些代价）。梅洛-庞蒂对这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他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持特别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并且他还曾撰写过一篇名为《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De Mauss à Lévi-Strauss）的文章。

因此，通过一种知识分子理性的奇怪诡计，涂尔干式的“人的哲学”获得了平反，它以人类学这一更体面的形象（经由语言学的合法化）出现，用以对抗“主体哲学”，后者在 1930 年代，为另一代巴黎高师毕业生们所肯定——即萨特、阿隆、尼赞（Nizan）等人，而他们之所以认同“主体哲学”，则尤其是为了反对涂尔干式的“总体”（totalitaire）哲学……

但是，千万不要搞错，对社会科学的认可与参考，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归顺。实际上，每一位哲学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背叛了他们对社会科学的崇敬与依赖，哪怕只是像德里达一样，把社会科学作为自己批判的靶子，或是借用社会科学的主题（如对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成对术语这一行为的批评）。他们首先会将自己优雅雄辩的学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就像福柯那样，或是像德里达一样，将《原样》派所使用的手段和效果引入哲学场域之中，从而不断强调自己与“所谓的社会科学”（sciences dites sociales）的普通实践者之间的制度性距离，就像阿尔都塞常说的那样（某些人会阅读他们的作品，并希望证明哲学家们在写作中所体现的尊严，显然这些人需要被区别对待）。

他们利用了自身所有的文化资源，并从他们自己的视角出发，来改造他们从历史科学中借鉴而来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te）哲学，及其诸多主题、问题和思维模式。因此，福柯正是在尼采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哲学担保人形象，使他实现了艺术僭越与科学发明在社会层面不可能的结合，并借鉴了尼采的概念-背景论（concepts-écrans），例如谱系学观念，从而使他能够借着哲学的荣光，来完成一项关于社会史和发生社会学（sociologie génétique）的事业。同样，我曾分析过德里达针对《判断力批判》所做的分析，在其中我指出，德里达很清楚应该在哪个节点上停止“解构”，因为一旦突破这个节点，他的社会学分析就注定会被视为庸俗的“社会学还原”，这甚至会使他“解构”自己哲学家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