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母亲林海音的足迹

林海音与她的两个女儿

追寻母亲的足迹

饭桌上，腌得清脆爽口的菜心，嚼在嘴里嘎巴嘎巴的。母亲在对座盯着我望了一会儿，突然笑说：“听你嚼的声音，真清脆，真好听!”母亲这么开心，我也忍不住笑了。

母亲一向喜欢吃，也喜欢做，更爱做给别人吃。谁都喜欢到她家做客，也喜欢回请她，因为她能评赏出各家菜的优点，能体会主人在厨房的辛苦。她说过一句豪语：“我不在吃上委屈自己！”又说：“吃东西平易近人的人，交朋友也一样。”

近几年，母亲糖尿病缠身，三餐顿顿得吃药，每天还要注射胰岛素，饮食更要小心控制。吃的乐趣被剥夺，可说是母亲晚年的憾事吧！

偶尔血糖降到“接近”标准时，父亲就会心疼地说：“晚上咱们带你妈去外头吃顿饭吧，你妈最爱吃……”想到这儿，我知道，母亲望着我嘎巴嘎巴嚼着菜心，一定打从心底羡赞。

“妈，你也可以吃啊！”我说，“菜心多吃又没关系！”

“不，不对劲儿。我的牙不好，吃起来不够‘漂亮’。”

“漂亮”，好一个形容词儿，我和父亲都笑了。生病减少了母亲往日的犀利干练，但是语言仍然那么生动俏皮。灵活的语言，正是母亲作品引人入胜的原因之一。母亲天生有一对敏锐的耳朵。小时候，我们常常在榻榻米上，兴味盎然地听她学童年北京街头的小贩吆喝。她的记忆力真好，几十年前街头的情景，那声调、手势、吆喝的内容，好像一直留在脑海里。她学着水果小贩放下担子，一手叉腰，一手捂耳朵，仰起头来，便是一串吆喝，包括产地、味道、价格、名称都出来了，她说：“那真是意味深长啊！”母亲学完了，总不忘分析那些小贩吆喝声中加入的一两句反映人情世故的话。

1999年的夏天，为了撰写《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我追寻母亲的成长足迹，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回，踏上了北京——她从五岁起，住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第二天，在祖炽、祖煌二位堂兄的陪同下，由泽宁开车，我们访问了北京师大附小、当年的春明女中、琉璃厂、晋江会馆、夏家老宅、南长街、中山公园、厂甸等地。母亲的北京生活都在南城，她的《城南旧事》顿时展现在我的眼前。

永光寺街一号的夏家老宅，是一栋大小有八个院子的平房，但是正院的东面却有三问坐北朝南的小楼房，母亲嫁到夏家后就住在这栋小楼。母亲嫁到夏家后就住在这栋小楼的二层。大局改变后，这栋房子被分配给二三十户人家居住，院子就被动消失，仅剩下才可过人的通道；三间小楼也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无踪。现在听说要把这栋住宅拆了改建楼房。

想想当年，与寡母和弟弟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小英子，嫁到有一个公公、两个婆婆、八个兄弟、三十多口的书香大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七十四岁的祖煌煃堂兄记忆犹新，他说：“六婶（母亲）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谁对她也说不出一个不字来。她并非逆来顺受，却也不会使人欺负她。她有一套大家庭相处的智慧。等到六叔、六婶经济条件好了，就搬出了老宅，他们是夏家兄弟中，第一个搬出老宅的。把六叔、六婶两人搁在一块儿，就是一个字儿——新！”

南长街是他们自组小家庭后住的地方，我就在那儿出生。在《宋妈没有来》这篇文章里，母亲写道：“我们在北平的家，小方院当中有一棵大槐树，夏季正是一个天然的天棚，覆盖全院。大的孩子在树荫下玩沙箱，奶妈（宋妈）抱着咪咪坐在临街的门槛上‘卖呆儿’。我伏在书桌上，迎着树影婆娑的碧纱窗前书写，只听见疾笔沙沙。寂静的下午常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

五十年后的今天，同样寂静的下午，我站在南长街的小方院里，大槐树没了，临街的门槛还在。我明白了，当年宋妈为什么老爱抱着我坐在这儿，因为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的边门，南、北长街又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多热闹呀！

1930年，外公最小的弟弟因为抗日，被日本人毒死在大连牢里。外公自北京去收尸，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吐血，次年一病不起，竟以四十四岁的英年，病逝在北京。算算外公在1922年从台湾故乡头份渡海到北京，在那儿一共住了九年。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十三岁，是家中老大，下面有六个年幼的弟妹，而外婆是个乐天知命、识字不多的旧式妇女。母亲在文章中提到：“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了。父亲去世后，我童年的美梦从此破灭了。”

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八口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专用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交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

一家八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个什么情景呢？后来我在交大宿舍里问祖煌煃堂兄，他说：“在我的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亲密团结。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光老是亮着，家里有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板桥家乡的亲戚、文坛前辈张我军的长子，七十四岁的光正表舅在北京寓所回忆当年时说：“爱珍表姑（外婆）个性开朗、活泼、喜欢开玩笑，我们都很喜欢她。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母亲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干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北平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孤儿寡母留在异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儿也不会。三姨告诉我：“大姐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坑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儿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姐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儿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心里盼望着，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人围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1990年，母亲和父亲二度来澳洲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是澳洲名画家佛瑞德·麦卡本(Frederick McCubbin，1885—1917)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母亲在其中一幅《迷途》(Lost)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的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洲的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

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

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妈，那是画啊！”我笑着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啊！”

“对，不止孩子会走失，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洲自古以来就有一种swagman，这种男人情愿风餐露宿，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浪。唯一的伴侣就是一只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心听。”母亲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蜡笔画，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直到去年过年回台湾，在母亲书房的画架里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家园景象。

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是永远看不厌的。”

黄昏时候，到了琉璃厂。我背着相机，左手举着录音机，右手拿着笔记本，站在那条专卖古董和文房四宝的文化街上，西方游客如织，一群群青年学子穿过这儿放学回家。“在椿树上二条，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清晨起来，母亲给我扎紧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黄辫子，斜背着黄色布制上面有‘书包’二字的书包，走出家门，穿过横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厂……到了厂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对师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觉快乐、温暖，但是第一次父亲放我自己走去学校，我是多么害怕。我知道我必须努力地走下去，这是父亲给我人生的第一个教育，事事要学习‘自个儿’。”母亲在《我的京味儿回忆录》里写道。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小黄辫子、闪着好奇的大眼睛、白净可爱的英子，向我走来……

“以前厂甸到春节总排满了摊贩，后面有座庙，黄鸟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在我旁边说。

“黄鸟叼签算命！”母亲曾说过，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黄鸟叼着命签给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好鼻子，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你们看着，赶明儿能做女校长！”

命运没让这个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长，却成了作家林海音。

作者：夏祖丽，著名作家林海音、《文星》主编何凡（夏承楹）之女，文学家，作家。代表作品《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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