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五十二岁,鬓边白发悄然,灯光下像撒了一层薄霜。夜深了,厨房的水声滴答,孩子们的身影早已隐入他们自己的房间,门缝里漏出一线冷白的光。我站在案板前,手里还捏着半瓣蒜,心里却空得可以听见回声。曾经我也急着追在他们身后,声音嘶哑地讲道理,想把满腔的委屈像倒豆子一样倒出来,可他们只低头滑着手机,指尖在玻璃上跳舞,仿佛我是一阵无关紧要的风。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言语的重量在他们那里轻如鸿毛,再长的道理也绕不过一堵看不见的墙。
于是我把千言万语熬成三句话,写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放进贴胸的口袋。卡片旧了,边角卷起,却像一盏暗暗的灯,照着我往后清冷的日子。
第一句是:“我还在。”
我轻轻念给自己听。声音不高,却像冬日里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在胸口久久不散。我仍在柴米油盐里打转,仍在清晨五点醒来给花浇水,仍在黄昏时分把晒好的被子抱进屋。这些细碎的动作像一根根细线,把我牢牢缝在人世。孩子回头与否,并不增减我存在的针脚。念完这句,我便低头继续剥蒜,蒜皮簌簌落在垃圾桶里,像褪去的旧年。
第二句是:“门敞着,可有门槛。”
门是木门,年岁久了,合页吱呀。我不上锁,也不拦他们的脚步,若他们愿意进来,锅里永远有热汤。然而我学会在门槛上放一把小小的尺子——不高,却清晰:声音不可尖,话语不可冷。若越了界,我便起身去院里站一会儿,看月亮怎样从东墙滑到西墙。风掠过树梢,像替我叹一口气。孩子们终会知道,门槛不是拒绝,而是提醒:爱从不与轻慢同坐。
第三句是:“天地宽得很。”
我把这句留在最沉的时候念。那时屋子太静,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我披一件旧外套,独自出门。街灯一盏接一盏,像有人替我数着步子。我去河边,看水怎样悄悄搬走月亮;去旧书店,摸一摸泛黄的纸页;去老茶馆,听不相识的人讲笑话。每一次出门,胸口便松一分,原来我的日子不只围着一张餐桌打转。外面的世界粗粝而温暖,像祖父的掌心,轻轻托住我。
这三句话,我从不高声宣布,只在心里默默温习。孩子们或早或晚,或许会推门进来,或许仍旧沉默,都不打紧了。
我已学会把耳朵转向自己,听自己的心跳稳稳地敲,像更鼓,像木鱼,像远处寺庙的钟声,一声接一声,把我渡向更阔朗的明天。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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