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声最差的状元，死后朝廷不愿赐谥，正史也不屑为他立传

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一共出了114位状元。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全天下读书人的天花板。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成了朝廷重臣，像翁同龢，两代帝师；要么成了地方能员，造福一方；再不济，也能凭着学问和名望，安安稳稳地当个富家翁，青史留名。

但凡事总有例外。就有这么一位状元，他官至一品，当过兵部、吏部、礼部的尚书，最后还进了军机处，挂着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权势熏天。可他死后，朝廷连个象征性的谥号都懒得给，负责修史的史官们更是像商量好了一样，集体当他不存在，翻遍《清史稿》，你都找不到他的正式传记。

这个人，就是同治元年的状元，徐郙（fǔ）。

一个状元郎，混到“死后查无此人”的地步，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了。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天怒人怨的事，能让整个朝廷都这么嫌弃他？这事儿，咱们得从头说起。

徐郙这个人，你得承认，他是个天才。

他1838年出生在江苏嘉定，这地方文风鼎盛，是状元窝。可徐郙家里穷，是真正的寒门。但这难不倒他，据说这哥们儿脑子实在太好使，十五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一路开挂。到了1862年，二十四岁的他，站在了紫禁城太和殿里，参加决定命运的殿试。

在清代，二十四岁考状元，绝对是凤毛麟角，算得上是少年得志的顶配了。

殿试这东西，考的不仅仅是文章。皇帝（看的是你的综合素质，包括你的书法、仪态，以及你回答问题时的机灵劲儿。

当时殿试的卷子批下来，徐郙本来排在二甲。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但他不甘心。在最后由皇帝亲自面试的环节，轮到徐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聊到治国安邦的话题时，徐郙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从袖子里掏出半块黑乎乎、硬邦邦的发霉糠饼，哭着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亲眼见过灾民饿到“易子而食”的惨状，这块糠饼就是他当年用来活命的，他一直带在身上，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百姓的苦难。

这一通操作，把满朝文武和两位太后都给整懵了。在那个讲究“温良恭俭让”的时代，一个顶级读书人在如此庄重的场合，搞出这么一出“行为艺术”，简直是惊世骇俗。

但效果出奇地好。慈禧太后当场就被感动了，觉得这年轻人不仅有才华，还有一颗“赤子之心”，知道民间疾苦，将来肯定是个为国为民的好官。于是，大笔一挥，直接把他从二甲提为一甲第一名，钦点为状元。

这事儿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后来的军机大臣、另一位状元翁同龢就在他的日记里毫不客气地痛骂，说徐郙这种在殿试上揣着糠饼博眼球的做派，真是“千古未有之无耻”。

你看，徐郙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为官之道”——实力是基础，但表演是捷径。他太懂得如何精准地搔到掌权者的痒处。这一招，他用了一辈子。

中了状元，徐郙的仕途就跟坐了火箭一样。他先是在翰林院当修撰，这是状元的标配。但他跟别的翰林不一样，别人忙着做学问、写文章，他忙着练字。

为啥？因为他发现，当时真正掌权的老佛爷慈禧，就喜欢这个。

徐郙的书法功底极好，一手馆阁体写得是炉火纯青，温润漂亮。慈禧晚年特别喜欢画画，但她自己画的那些画，说实话，水平很一般。可画完总得题字落款吧？她自己的字又拿不出手。这时候，徐郙的机会就来了。

慈禧每次画完画，就把徐郙叫来，让他代笔题字。一来二去，徐郙就成了慈禧身边离不开的“御用笔杆子”。光是靠着这一手绝活，他就深得慈禧的宠信，官位也是节节高升，从侍郎、尚书，一直干到协办大学士，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圈。

他这个人，在政务上是出了名的懒。当时官场流传着一副对联，就是专门讽刺他的：“阁部监斋，处处不到；酒色财气，种种俱全。”

“阁部”是说他身为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监斋”指的是他兼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这些可都是清要的职位。但这副对联说他，该他管的事儿，哪儿都看不见他的人影；反倒是吃喝嫖赌这些乌七八糟的事，他样样精通。

他懒到什么程度？按规矩，京官每天要“点卯”，就是签到上班。徐郙是常年迟到早退，甚至干脆不去。就算去了，也是在衙门里喝茶看报，啥正事不干。他的逻辑很简单：我的一切都是老佛爷给的，我只需要伺候好老佛爷一个人就行了，别的事，与我何干？

这种人在官场上，按理说是最招人恨的。可徐郙就是个“不倒翁”，因为他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慈禧身上。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只要慈禧开心，我就能过得比谁都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修颐和园。当时甲午战争战败，国库空虚，海军连买炮弹的钱都没有。可慈禧非要挪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给自己过六十大寿。这事儿引得朝野上下，从光绪皇帝到普通御史，一片反对之声。

这时候，徐郙站了出来。他不仅举双手赞成，还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颐和园赋》，把这园子夸得是天上有地下无。别人是上书劝谏，他是上书“劝进”，把慈禧哄得心花怒放。至于海军有没有钱，国家会不会亡，那不是他关心的事。

如果说懒政和谄媚只是职业道德问题，那徐郙在个人品德上，更是烂到了底。

他贪财，是明目张胆地贪。仗着慈禧的宠信，他公然索贿。外地的官员来京城办事，想见他？可以，先拿银子来。有的封疆大吏，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这种级别的，看不起他的做派，不主动“孝敬”。徐郙也不生气，他就直接派人上门去“借”。

说是借，其实就是勒索，谁敢不给？给了也别指望他还。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徐相国”这个毛病，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他不仅贪财，还好色，而且是毫无底线的好色。根据一些晚清的笔记小说记载，徐郙晚年的时候，都六七十岁的人了，还经常穿着便服，偷偷溜出家门逛八大胡同。他甚至把妓院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办公室，有些想求他办事的人，知道去衙门或者他家府上都找不到他，就直接去妓院堵他，在那里跟他讨价还价，商量“办事”的价码。

一个堂堂的状元、一品的大学士，混到这个份上，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不要了。这在整个清朝官场，都算是一朵“奇葩”。

他的这些行为，让当时的同僚们都极为不齿。正直一点的官员，像翁同龢，压根就不跟他来往。就连一些没那么“干净”的官员，私下里提起他，也是满脸的鄙夷。可以说，徐郙在官场上，几乎没什么朋友，他被所有人孤立了。

但他不在乎。他有慈禧这个最大的靠山，谁也动不了他。

1907年，徐郙病死，终年70岁。

按照清朝的制度，像徐郙这样官居一品、翰林出身的大臣，死后朝廷要根据他的生平功过，赐一个谥号，比如“文正”、“文忠”之类的。这不仅是荣誉，更是对其一生事业的官方盖章认定。

可是，徐郙死后，礼部压根就没动静。满朝文武，包括他的那些门生故吏，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按照程序为他向朝廷请求谥号。他的家人不甘心，去礼部闹了几次，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最终，徐郙成了清代114位状元里，极少数死后没有谥号的人之一。而其他没谥号的，大多是卷入了谋反之类的大案，徐郙纯粹是因为人品太差，大家从心里就瞧不上他，懒得给他这个荣誉。

更绝的还在后面。清朝灭亡后，民国时期组织人编修《清史稿》。史馆的官员们翻遍了档案，给同时期的状元、榜眼、探花都写了传记，唯独到了徐郙这里，大家犯了难。

写他什么呢？写他怎么靠一块糠饼骗来状元？写他怎么给慈禧当“笔杆子”？还是写他怎么懒政、怎么贪财、怎么逛窑子？这些事写进“正史”，那不是把整个清朝的脸都给丢尽了？

最后，史官们达成了一个默契的共识：不给他立传。就这样，徐郙堂堂一个状元宰辅，在正史里，彻底“蒸发”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起他，总觉得他像个官场里的“幽灵”。他的故事，大多流传在各种野史、笔记和人们的口耳相传里，充满了讽刺和挖苦。

你说他没本事吗？他能从寒门一路考到状元，文章、书法样样顶尖，脑子绝对是第一流的。但可惜，他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走捷径和讨好上级上。

他被正史除名，被同僚唾弃，死后连个名分都没有，这或许就是历史对他最公正的裁决。

参考文献：

1. 《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
2. 《清史稿》，中华书局
3. 《南亭笔记》，（清）李伯元
4. 《清代名人传略》，（美）恒慕义
5.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王凯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