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税案风波：一场商战背后的法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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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起因：达娃之争

当年，达能作为大股东持股51%，与娃哈哈成立合资公司。然而，宗庆后在体系外又开设了多家公司，包括现在人们熟知的“宏胜系”，年收入超过10亿元，这实际上架空了合资公司。

达能发现后，要求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提出40亿元收购体系外企业51%股权的方案。宗庆后坚决拒绝，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引发了轰动一时的“达娃之争”。

神秘举报信：3亿元偷税指控

2007年8月，正当宗庆后在诉讼中占据优势时，税务总局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人自称“税务研究爱好者”，指控宗庆后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未申报个人所得税高达3亿元。

这个时机选择颇为巧妙。杭州地税局随即立案调查，但更巧合的是，就在立案前一个月，宗庆后“主动”补缴了2亿多元税款，使得剩余未交税款只剩几百万元。

收入来源曝光

据媒体披露，宗庆后的未申报收入主要包括：

• 达能以“市场咨询费”名义支付的842万美元

• 达能奖励的两家境外子公司股权分红1500万美元

• 达能回购股权支付的4000万美元

总计7100万美元，按要求打入了宗家在香港的个人银行账户。按照税法规定，作为中国税收居民，宗庆后需要就全球收入向中国申报纳税。

法律争议：构成偷税罪吗？

当时的法律环境与现在不同。那个年代，偷税罪没有税务处理前置程序，只要偷税一万元且占应纳税额10%以上，就可直接追究刑事责任。

但宗庆后案件存在几个关键问题：

1. 申报义务时点：被举报的偷税期间是1996-2006年，而明确个人自行申报义务的法规直到2006年11月才发布。

2. 构成要件：对自然人偷税，应该是“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才构成，宗庆后可能只是“不进行纳税申报”。

3. 代扣情况：宗庆后声称部分款项已被达能代扣。

以毒攻毒：互相举报

面对达能的税务举报，宗庆后一方也不甘示弱。在法庭上，达能中国区主席秦鹏当庭承认自己在境外领取报酬，许多达能高管都在香港等地收取薪资以规避税收。

很快，各地出现了多名“税务研究爱好者”，分别向各省税务局举报秦鹏等人偷税，据称累计少缴个税6000万元。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让达能一方措手不及。

政治因素的影响

这场商战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商业纠纷范畴。宗庆后高举“民族品牌”大旗，将纠纷包装为“外资打压民族企业”的故事，获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存在税务问题，相关部门也难以做出不利于宗庆后的决定。

美国的“后续追击”

有趣的是，由于宗庆后持有美国绿卡，构成美国税收居民，2009年美国国税局向其追缴税款1600万美元。宗庆后虽然认为自己的绿卡应该已经失效，但败诉后仍然补税并正式放弃了绿卡。

法律制度的完善

这个案件对中国税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偷税罪”改为“逃税罪”，并增设了“以金赎刑”条款：五年内首次或再次逃税，只要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就不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的启示

宗庆后税案风波虽然已经过去十多年，但其中的法律问题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税务合规的重要性。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该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履行纳税义务，特别是涉及境外收入的申报。

其次，商业纠纷中的法律风险。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任何一方的合规瑕疵都可能成为对手攻击的武器。

最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既要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也要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这场持续多年的“达娃之争”最终以宗庆后的胜利告终，达能以30亿元价格出售股权退出中国市场。但这个案例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结束：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如何平衡外资引入与民族品牌保护？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复杂的商业争端？这些问题至今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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