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历代志：三百二十七、大清帝国（52）

帝国旗人（三）

随着八旗制度的完善和八旗组织的扩张，八旗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各族裔人群的吸纳和整合。除了满洲人、蒙古人和辽东汉人外，今天的鄂温克、达斡尔、锡伯等民族的祖先在当时也有很多加入了八旗 。

鄂温克人，当时多被称为 “索伦”，以勇猛善战闻名，是八旗兵员的重要补充。据推算，明末清初时鄂温克族三个部落集团的人口数估计接近 4 万人 。他们中不少人被编入 “伊彻满洲”（新满洲）的牛录，直接成为满洲八旗的一部分。1763 年，黑龙江将军绰勒多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提到，索伦部（其中鄂温克人最多）官兵出征伤亡惨重，子兄弟三人出征而全部死去者有 26 例、死去两人者有 27 例，像呼伦贝尔镶红旗索伦披甲塔尔吉查、麦色勒图、松噶勒图兄弟三人全部阵亡，家中男子仅剩一八岁小儿 。如此高强度的征战与戍边任务，对鄂温克族人口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因与满洲人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他们较快融入了满洲共同体，也凭借战功在八旗体系中获得了一定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维持了其族群在八旗中的存在与发展。比如在崇德年间，就有大量索伦壮丁被编入满洲牛录，参与到对明和蒙古的战事中，凭借战功获得了与旧满洲旗人相近的待遇。

达斡尔人同样是东北重要的族群，他们多以 “披甲” 身份加入八旗，部分被编入蒙古八旗，部分则直接归入满洲八旗。1732 年，清政府在达斡尔族 3 个扎兰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达斡尔人聚居的都博浅扎兰被编为镶黄旗，莫日登扎兰被编为正黄旗，讷莫尔扎兰被编为正白旗 。并且在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等城驻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达斡尔人。从 1684 年被编为 “扎兰” 时起，规定达斡尔族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每五年测量身高一次，体高够五尺的即需负担各种公差徭役，岁缴貂皮一张。清政府在 200 多年间，多次征调达斡尔人民戍边，远达新疆等地，这使得达斡尔族人口的正常增长和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不过，八旗制度也加速了达斡尔族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其生产发展和物资交流，密切了达斡尔族和汉、满等各族人民的联系。

锡伯人加入八旗的过程则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最初多散居于东北各地，随着八旗制度的扩展，逐渐被编入八旗满洲或蒙古八旗。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进献给清廷，锡伯部随后被编入满洲上三旗 (镶黄、正黄、正白)，并移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等处 。为补充盛京的兵缺，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期间 (1697—1702 年)，锡伯族约五万余人从原住地南迁至盛京、锦州等京师诸城，分至八旗兼管，或屯种地亩，或在王公庄园充当 “包衣” 。1764 年，为了加强对新疆的管辖，清政府从盛京所属各城调遣 4000 余名锡伯官兵携眷属迁徙到新疆伊犁河南岸（今察布查尔地方） 。这些西迁的锡伯官兵从最初的六个牛录扩编至八个牛录，完成了锡伯八旗的建制，组成了 “锡伯营”。频繁的驻防、调防，使锡伯族从自己长期聚居的地区分散到许多地区，不仅移居东北三省，而且远戍新疆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充当 “披甲”，服役当差，闲散附丁和家属则从事农副业生产。虽然人口分布更为广泛，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长途迁徙带来的损耗以及在新驻地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困难等。但从长远看，也促使他们在不同地区与其他族群交流融合，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

这些族群融入八旗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满洲的语言和习俗，比如使用满语、遵循八旗的军事制度，但也并未完全丢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使得八旗集团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更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而清廷通过编旗、设佐领、赏军功等方式，将这些族群紧密整合在一起，既扩大了统治基础，又增强了八旗的战斗力，为后来入主中原、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随着旗人集团的不断壮大，其内部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作机制。旗人无论来自哪个族群，都以 “旗” 为基本单位，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可以通过军功获得爵位、土地和钱粮，其子弟也有机会进入八旗官学学习，参与科举，进入仕途。这种以 “军功” 和 “实绩” 为核心的晋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单纯的血统界限，使得旗人集团内部保持着较强的活力。比如一些鄂温克、达斡尔的将领，凭借赫赫战功，能够获得与满洲贵族同等的地位，甚至得到皇室的联姻认可。

不过，旗人集团内部也并非完全平等。旧满洲（佛满洲）在旗内的地位总体上高于新满洲（伊彻满洲），而早期归附的汉军旗人（陈汉军）也比后来编入的新汉军更受信任。但这种差异并非绝对，只要有足够的军功和能力，不同族群的旗人都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地位。这种相对灵活的机制，使得旗人集团能够不断吸纳新鲜血液，维持其作为大清帝国核心统治集团的地位。

旗人集团的存在，不仅对大清帝国的军事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深刻塑造了东北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东北各地的旗营、旗地分布，使得旗人文化与当地各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直到清末，旗人集团始终是大清帝国维系东北统治的重要支柱，其影响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