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近代中国学术与社会如何互动

之所以结合“学术”与“社会”展开话题，无非是突出“社会”的视野，尤其是重视中国社会重新组织对于思想学术的发展，以及读书人确立新的角色与身份所具有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中国士人却又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晚清以降，遭逢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推动了“合群”的诉求，尤其是伴随科举制的废止，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遭到瓦解，更需要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求新的力量呈现方式。有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不少论著已有所阐述，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的流行，尽管可能落入“自由主义萌芽论”之窠臼（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 却也催生出相关的问题意识，重视探讨近代中国各阶层与群体，如何经由地缘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关系联结为网络，介入到公众事务中。透过晚清读书人的言说，就不难了解“合群”如何构成论说的重心。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读书人对于“合群”从各个方面都予以肯定，但如何“合群”，却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过去时代的遗产也持续在发挥效力。这里所显示的是，“社会”的缺失导致了“合群”难以找到依托，而“社会”的成长，则与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仍是解析此一问题值得重视的视角；此亦构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枢机所在。重要的是，摈弃“天下”观念，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具有潜在的意义。就对外来说，是基于天下万国之理念承认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并接受近代“世界”的构成乃是“以国家对国家”；就对内来说，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也便确立了国家内部新的政治边界，如何组成国家，如何安排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才会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因此，缺乏对“国家”的认知，所谓“社会”也是难以有所依托的。可以说，正是对“合群”的追求，推动对“国家”与“社会”新的认知，是影响深远的转变；有了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对“社会”的认知也有逐步清晰的呈现。

《新民丛报》1902年出版的第11号，编者即以这样的方式答复一位困惑于“群”与“社会”的读者，明确说明对“合群”的追求，是基于在“社会”层面用力：“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编者也坦陈：“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显然作者是接受“社会”一词的，故此也说明：“社会二字，他日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 稍后汪荣宝、叶澜编纂的《新尔雅》，还列出“释群”一节，对此有更清楚说明：“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体，谓之群，亦谓之社会。” 将“群”与“社会”相提并论，正说明“合群”的诉求已紧扣“社会”的成长。

到五四时期，“社会”更是构成言说之中心，傅斯年留下的一份文稿就说明“社会”如何受到读书人特别的关注。这篇约写于1919年的文稿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以前的世代，社会的旧组织死了，所以没有维系与发展社会的中心能力”，“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这样的“觉悟”颇有曲折，经历了约四个阶段：“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尤其强调：“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 将此置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更不难了解这样的言论具有的代表性。以胡适来说，在价值的追求上就努力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1919年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胡适就声称其宗教信仰是“社会不朽论”，从而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他用“小我”与“大我”来表述，建立起不可分的观念。 胡适并没有因为信奉与个人主义大相径庭的所谓“社会不朽”感到疑惑，一年以后借助对“宗教家的极乐园”“神仙生活”“山林隐逸的生活”“近代的新村生活”等隐退、逃遁、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批评，进一步把社会群体意识提升到个人主义之上，倡导一种“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不仅如此，胡适还把读书人的工作定位于建立“社会重心”。1932年其撰文检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就集中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这六七十年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而不能永久，只是因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抛掷在寻求一个社会重心而终不可得”。

帝制时代的重心当在帝室，但经过太平天国早已失去政治重心的资格。自此以后，无论是“中兴”将相、戊戌维新领袖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曾努力造成新的社会重心，然而往往只一二年或三五年，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胡适试图表明，他与他的朋友为之奋斗的，是努力去创造一个“社会重心”，须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第二，必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第三，必须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第四，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的大目标；第五，必须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第六，必须有制度化的组织使他可以有持续性。

略为梳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或能说明这本论文集所选出的文章，大体围绕着“学术与社会”展开，关注的重点则是“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这也是将这些年的研究工作略加总结，并选择主题相近的部分编为一册。其他方面的文字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及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史实重建”的论文，主要基于“自由”与“自由主义”进行“概念史”分析，二是立足“西学东渐”揭示近代学科知识的形成，关注近代知识的转型。将来有机会，或许也会考虑以主题的方式编成集子。

收入本集的论文，特别以《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一文作为“引论”，表明这些年所关注的问题，多少与之相关，试图说明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通过检讨读书人聚集方式的转变，以及“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或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形成集团力量时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尤其有裨于把握形成政治共同体的困局。这也是学术关联于社会、社会影响于学术的基础，多少可以为相关话题的展开提供一些背景。

除“引论”部分外，其他大体按照三个部分稍加整理。

第一编为“传统的发明”，主要检讨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遭遇，既试图对传统加以恰当的区分，也从不同侧面说明传统作为“记忆延续”的基本资源，如何被“发明”。实际上，所谓“传统”只是后人赋予的，并非对传统具象的了解。五四一代关于传统的立场，主要体现在不把传统作为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知识资源，传统也因此呈现由“知识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过渡。而“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此外，藉分析容闳、严复、胡适三位不同时期留学生的代表，也尝试说明本土文化作用的方式。

第二编命名为“思想界的解析”，主要汇集了一组讨论“思想界”的文章。将“思想界”与清季民国的历史建立特别的关联，正是要强调其形成并非无关宏旨，既与近代中国形成国家与社会新的对应关系密切关联，也体现了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探求，映射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演进值得关注的一幕。基于报章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对“思想界”进行解析，可以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读书人展现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生活形态。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清季民国的读书人也不例外，结合报章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新的思想环境如何影响到对读书人的塑造。

第三编则集中关注“学术社会的建构”。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所谓“学术社会”，来自近代中国读书人的自诩，显示的是走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对此加以解析，可以看出读书人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了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而“国难”发生，又凸显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政治的关联，不仅如此，不少读书人还直接介入到实际政治中，“学人外交”从幕后走向前台，就展现了读书人参与到现实政治中的处境。对此略作申论，当可对影响现代中国学术成长的诸多因素，有进一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