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堪比现代水泥！揭秘南宋夯土高台的营城智慧

随着“钓鱼城加担土遗址发掘区”考古发掘的步步推进，三个巨大的夯土高台在考古工作者的手中破土而出？当考古专家们将修筑高台所用夯土送到实验室中时，谁也没有料到会收获一份让人瞠目的检测数据。

近日，一份来自重庆大学岩土工程实验室的检测数据显示——修筑这些高台的夯土强度最高达10兆帕（压强和应力单位），远超一般黏土夯筑的1兆帕极限，接近常规水泥。

800多年前的南宋军民，是如何夯筑出如此坚固的高台？钓鱼城的攻防战中又展现了川渝地区先民的哪些营城智慧？

青华门城门。

7月14日，钓鱼城遗址考古工地负责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袁东山给出了答案——钓鱼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不仅揭示了南宋时期卓越的山地城防体系，也显示了川渝地区先民独特的营城智慧。特别是青华门的高台设计，在战略防御、材料工艺和战术运用等方面，均体现了极高水平，是中华军事文化的宝贵遗产。

人为营造巨大高差加强防守优势

众所周知，依山而建的钓鱼城，对防守的南宋军民来说，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但是你知道吗，为了更好地抵御住蒙（元）军队势如破竹的铁蹄，钓鱼城还在原有的地势落差之上，巧妙利用小山丘之间的沟壑，人为修筑了3处大型高台。

高台有多大？无论是从高度还是范围，数据都令人惊诧：

体量——最厚处可达10余米；

范围——城门外的高台与城墙配合形成“U型”外瓮城，城门内的高台围合成内瓮城，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而“瓮”的空间仅1000平方米左右。

加担土遗址高台。

为了让高台牢不可破，南宋军民先用细黏土加少量小砂岩块夯实建成高台基座，这一“夯土基”由几厘米到10余厘米的夯层组成，厚达2至3米。其上为以重数十斤的异形石块为主的夯层。细泥与石块夯层，层层叠加，最终筑成高台。

为什么占尽地利的南宋军民，还要费力地在城内筑起高台？

袁东山说，因为高台所在的青华门外，是一段缓坡路段，因此，这里成为了元军攻城的重点区域。

在这里修筑高台，不仅强化了钓鱼城的防御能力，更体现出南宋在山地城防体系上的智慧。它不仅依赖地形优势，还通过精密设计兼顾战术应对、空间利用与多功能性，使城防效能实现最大化。

同时，高台围起的瓮城突破了既往对瓮城结构的认知。传统瓮城的城墙宽度多在10米以内，此处却用宽达数十米的高台围合成大台小瓮的超常规形制，更有利于阻击方对进攻方的歼灭。

“钓鱼城高台的战术与技术价值在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并为当今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展示提供了重要基础。”袁东山表示。

小石径成入城通路延长敌军进攻路径

除了高台之外，考古发掘范围内出土的青华门，也展现了南宋军民的战争智慧。

袁东山说，青华门位于遗址东北部，是钓鱼城的关键门户。考古揭示，城门外道路至少有三期演变：木栈道—石梯道—小石径，均须爬坡穿越城门外临近右边高台下方的城墙区域，有效拉长敌军进攻路径及被弹面。

在防守的数十年间，钓鱼城军民随时根据战况修改着城门的筑造方式。

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高台石墙。

1243年筑成的城门偏左，较宽大，进城后在基岩上开凿5米多宽的石梯道，梯步高20厘米左右，宽80至100厘米左右。进门后拐向左边的城墙，梯道穿行在城墙与山崖之间，形成一个宽5米、长80多米的内瓮城。

而1254年筑成的城门被右移更靠右边的高台，变窄，在保持梯道瓮城的同时，又利用城门正前方采石形成了一个近1000平方米的大坑，增加了一个新的瓮城。

袁东山说，两个城门推测其结构均为排叉柱式，体现出典型的南宋山城防御风格。其周围高台上的哨台、城门配套设施等，也展现了南宋在山地城防技术上的全面创新。

青华门的重要性，还体现出南宋与蒙元双方攻防智慧交锋的焦点。

从蒙（元）军队的角度来看，进攻青华门具备三大优势：地势突出、便于围攻；缓坡通道、便于推进；位于钓鱼城的必经前哨。

而对宋军来说，青华门是防御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是对其营城智慧与战术安排的双重考验。而城门后靠，内外双瓮城设计、内部双瓮城结构，正是南宋军队克服地势劣势进行有效布防，有效应对敌军攻城的创新举措。

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曾有117座军事城寨

到底在南宋末期的宋元战争中，攻防双方到底在这片战区内修筑了多少军事城寨？

与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袁东山给出了一组确切的数据：13世纪，南宋为应对蒙古势力的扩张，将国土划分为川陕、京湖、江淮三大战区。其中，川陕战区大致涵盖今重庆全域、四川大部及周边五省部分地区。通过考古与文献对比，确认该地区至少曾建有117座军事城寨，其中宋方104座、蒙元13座。

遗址出土武器遗存。

为何这些军事城寨里，还有蒙（元）军队修筑的？

袁东山说，公元1235年，宋蒙战争打响，数十万蒙古大军在东起淮河、西至巴蜀的战线上，对南宋发起了全面进攻。

蒙古铁骑所到之处无不摧枯拉朽，却在四川受阻。南宋朝廷在此依山就势修筑城寨，构建起一套规模庞大、“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战略防御体系，在此拖住蒙(元)军长达半个世纪。而蒙(元)军也如法炮制修建了10余座城寨，向南宋守军发起攻击。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这处遗址为南宋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衙治所，是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中心，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宋代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是南宋时期营造技术水平的直观体现，对研究宋蒙(元)战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比制置司级略低的则是路和安抚司级，以位于长江干流沿线的奉节白帝城遗址和泸州神臂城遗址为代表。最后则是府州军监级的城址多达15座，包括了四川剑阁的苦竹寨遗址、广安的大良城遗址、渠县礼义城遗址、苍溪大获城遗址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这座山城因为宋蒙(元)战争时蒙古大汗蒙哥阵亡于此，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蒙（元）军修筑的十余处进攻军事堡垒中，武胜城遗址成为代表，它当年的主要作用便是进攻钓鱼城，以期撕破宋军的山城防御体系。

（本文图片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原标题：强度堪比现代水泥！揭秘南宋夯土高台的营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