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给予我的礼物

~V~楚水

对于小学毕业生来说，母校给予的礼物是什么？扪心自问，自己会有什么答案？

鲁迅先生的答案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曾曕仰过鲁迅先生的故居，现在好像只有三味书屋，仍然孤独地滞留在那里，而不见百草园的影子，更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了。没有了百草园的三味书屋，难免让人一声叹息而恍然。如果从来就没有百草国，鲁迅先生还能写出这篇让人回忆的文章么？

老楚同志几乎没怎么上过小学，所以，这个命题作文，对我不失为一个大大难题。记得恢复高考时，乡里也恢复了重点初中，记不太清了小学四年级前，是怎么度过的了，只记得只上了一年五年级。如果硬说小学时母校给予的礼物，就是那间四百透风，由我们村里不知什么时候建起的水大磨，也就是磨米磨面的石磨屋，去掉在磨而改成的教室。下大雨时屋顶水流如注，地下水流纵横，总担心一不小心房子塌了，而被活活压死。记得当时的数学，仅此于鸡兔同笼以及甲乙二管同时开放如何注满水池，语文也仅此两小二辩日的争论，远没有三味书屋快活，所以说，如果现在要我写母校给予我的礼物，还真有点困难，欲言又止，怅然若失。

总算是雨升小朋友的这篇作文，弥补了这种多年遗憾：

母校的历史如一部厚重的古书，而我将成为这部书的小小一角。满肚子的话语，不知如何是开口，我的鼻子竟己有些发酸………

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母校一定是美好的。我的记忆也回到了一年前，拿起值周生䄂标的那一刻：

“袖标是值同生的象征。而值周生刚是班级的‘门面’”

--大队长的话围绕着我

“知道了……”

我兴奋的抢过袖标，将这“红宝石”戴在我的身上……

第二天，我准时站在了班门口，但现实却跟我的想象有所不同。站在班门口不能乱动，需要以身作则。但燥热的天气以及不听话的同学，让我烦燥不己，退缩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打转……。

有一次，两个同学从我眼前跑过，我刚想拦住他们：

“～～请不要～～”

“～～有病啊～～”

---那两个同学骂道，而且，加速跑了。我呆呆地望着这两个同学，心里被乌云完全堵塞，连老师的表现也不能让我心里的小太阳重现。

这时被我视作班长的大哥哥走来，拍拍我的肩胛，叮着那两个同学去的方向，轻声的说：

“没兰系，那是他们的问题，你已经足够好了……”

当时，我的心暖暖的，从那以后，便下决心，要作同学们的第一道“护盾〞，不能退缩，站岗是我的职责。为了大家，日复一日站岗，一丝不苟，契而不舍。这些都被教导主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次还当众表扬了我。从此，周一广播经常昌我的名字……

这便是母校给我的礼物∴坚持的肯定！这也会成为我成长路上的宝藏，发光发热。而红袖标中也不知被谁夹上一张小小纸片，只写着：“加油，持好火把！

坚持的肯定----这是母校给予雨升同学最好的礼物，对于现在的老楚同志，又何尝不是呢？执着一念，最需要坚持。不知道这所学校的校训是什么，但让一个孩子学会坚持，学会决不放弃，潜移默化塑造一个孩子的人格：寓理帅气，持之以恒。坚持自己，就是信仰与信念的完成，相信自己，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多半。所以，一定要记住母校给予的这弥足珍贵的礼物，脚踏实地，放眼未来！

附∴：礼物与废墟：论教育记忆中的双重馈赠

--楚水《母校给予我的礼物》之分析

鲁迅先生拥有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双重馈赠，前者是自然的、野性的、充满生命力的启蒙，后者是规训的、文化的、系统化的教育。这两种空间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原型图景。而当我们读到老楚同志那"四百透风"的石磨教室，读到雨升同学那枚被赋予神圣意义的红袖标时，不禁要思考：母校给予我们的礼物究竟是什么？是物质的校园，还是精神的烙印？是完美的记忆，还是带着伤痕的成长？

老楚同志的小学记忆充满了物质匮乏的印记——由水磨坊改造的教室随时可能坍塌，课程内容局限在几个经典题目上。这种"教育的废墟"状态，却意外地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礼物。正如本雅明在《柏林童年》中描绘的那些破碎的城市景观往往成为最深刻记忆的载体，物质条件的匮乏反而使精神层面的馈赠更加凸显。老楚同志虽然没有百草园，但那种对知识近乎本能的渴望，那种在漏雨教室里依然坚持学习的精神，不正是母校给予的最珍贵礼物吗？教育的真谛或许不在于提供完美的环境，而在于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点燃求知的火种。

雨升同学的故事则展示了教育仪式如何塑造人格。那枚红袖标作为一种"教育图腾"，其意义远超过一块布料本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指出，仪式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值周生的经历让雨升同学经历了从兴奋到挫折再到坚持的心路历程，这种体验远比课本上的说教更为深刻。当教导主任公开表扬他时，这种"承认的政治"完成了教育最核心的功能——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通过互动仪式塑造完整的人格。母校给予雨升的礼物表面上是对"坚持的肯定"，实质上是通过制度性认可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与建构。

将这两种教育记忆并置，我们看到了教育礼物的双重性。理想的母校馈赠应当既有百草园般的自由探索空间，又有三味书屋般的系统训练；既有物质上的基本保障，又有精神上的高度期待。但现实往往如同老楚同志的经历，教育的物质载体可能残破不堪，却依然能在心灵深处播下种子。这让我们想起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构建的"通过物品保存记忆"的哲学——即使百草园消失了，只要记忆中的皂荚树还在思想中生长，教育的礼物就已经完成传递。

当代教育面临着一个悖论：物质条件日益完善，精神馈赠却可能越发稀薄。在标准化考试和绩效评估的挤压下，学校越来越像高效运转的工厂，却逐渐丧失了作为"记忆场所"的功能。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提出的"记忆空间"理论提醒我们，教育机构不仅是知识生产的场所，更应当是集体记忆的载体。雨升同学的红袖标和老楚同志的漏雨教室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们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了情感与记忆的凝结物。

母校给予我们的终极礼物，或许正是这种将物质体验转化为精神资源的能力。无论是鲁迅笔下百草园的草木虫鱼，还是老楚记忆中漏雨教室的危机感，抑或是雨升那枚被赋予神圣意义的红袖标，最终都内化为我们面对世界的特定方式。教育的奇迹在于，它能够将最普通的空间转化为意义非凡的记忆场所，将最日常的互动升华为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百草园消失了，只要我们能像鲁迅那样用文字重建记忆中的乐园；即使教室漏雨坍塌，只要我们能像老楚同志那样在艰苦环境中保持求知的渴望；即使遭遇误解和挫折，只要我们能像雨升同学那样坚持自己的职责——那么，母校的礼物就已经被我们真正收下，并在生命中持续产生回响。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教育记忆如此珍视：它不仅关乎过去，更塑造着我们理解现在、面向未来的基本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