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文学思想史编撰者的三个基本要求

本文转自“中国俗文化研究”，题作“我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原载《因缘集——罗宗强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我于1931年生于广东省揭阳县榕城镇。父亲开了一家小店，经营烟酒。父亲死的时候，我才六岁。母亲便经营着小店，又操劳家务，抚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店小没有雇员，姐姐最大，她便帮着母亲做生意，那时她才十三岁。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异常善良和勤劳。在我的印象中，从天蒙蒙亮到深夜，她都不停地劳作着。她常说的一句话便是：“你们兄弟姐妹要记住，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咬咬牙挺过去。”母亲那历尽艰难而仍然辛劳不息的品质，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的人格形成上，没有一位老师能比得上母亲对我的影响。

1944年，画家陈文希和黄独峰先后在榕城开办画研班，母亲便把我送了进去。我最初的审美教育就从那里开始。1950年，由于家庭经济难以维持，我读完高中二年级就辍学当了小学教师。1951年秋，我考进了当时的干部学校南方大学国文系，不久便被派到湛江做城市工作。1953年春，被调到海南岛，在一个橡胶种植场里做计划工作。1956年秋，凭着对文学的爱好，考进了南开大学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1975年春，为了照顾重病的妻子，经好友的帮助，调回南开大学。先在学报工作，后回中文系任教，直到今天。

在我一生中，有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一位是郭笃士先生，他给了我文学的启蒙，还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就教我作诗填词；让我背诵整本的王实甫《西厢记》；当然还有《唐诗三百首》。初中二年级，他就让我看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我看不懂，他就给讲。这书连着看了四遍。郭先生不仅引我去领受文学的美，而且让我知道这美里还有许多的理论问题。第二位老师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先生。他的正直人格和严谨学风，令我仰慕不已。他一字一句地讲授鲁迅的《野草》，一一地指出类似的句子和思想还出现在鲁迅的哪几篇文章里。他对于《鲁迅全集》的烂熟程度，令我惊讶。他让我知道，做学问必须细致谨严，言必有据。李先生对于我的学风养成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第三位老师是我的导师王达津先生。他教给我的是，做学问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应该广泛地阅读原著，不引二手材料。这一点在我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受用无穷，我下面还要谈到。

我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但是毕业之后，并没有从事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文革”十年，所有的书籍都让学生抄家时抄走了，只留下了一部《鲁迅全集》，因为学生认为那是革命的书籍，是不能抄走的。大约有四五年时间，除了劳动和思想改造之外，我便反复读着这部《鲁迅全集》。这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食粮。“文革”十年，古籍、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离我已经十分遥远。有一次，学校已经决定把我下放当农民，地点是在寻乌县吉潭公社。那是江西南部最偏远的一个县的最偏远的一个公社，在南岭山脉深处。妻子还在北方，就我一个人下去。户口已经迁出，行李已经托运，就在走的前一天，忽然病倒，并且是大病一场。农民没有当成，却住进了医院。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郭沫若著的《李白与杜甫》。这本书把离我远去的古代文学又拉回到了我的身边。病中无事，便想着书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把杜甫贬抑到那样的地步，我甚不以为然。我每读杜诗，都为他那种家国深悲所感动。郭先生扬李抑杜，可能有他个人爱好方面的原因，但也不能说没有随风而转的因素。我有一点不满，有一点不平。这就是我日后写《李杜论略》的最初动因。1978年，有了说话的空间，我动手写《李杜论略》。这本书的写作，并没有充分的学术研究上的准备，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研究。出版之后，自己很快便感到后悔，至今这种后悔仍然无法消除。如果说，在我的学习道路上有一点经验可以留给青年人的话，那就是出书要慎重。白纸黑字，是无法收回的。

1979年底，我开始转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我从范畴开始，选了气、风骨、神韵、格调等十来个范畴，开始收集材料，从先秦古籍开始，像翻流水账那样一本一本地往下翻，收集相关的片言只语，材料积累了不少，但一整理，我就感到此路不通。这些片言只语，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原意是什么，我都并不了解。我是凭着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把它们归纳到一起的。这实际上是拿古代的文学批评材料，来注解现代的文学理论，是一种浮躁的学风。即使把文章写出来，也不会有任何价值。我决心放弃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而对某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批评的历史原貌作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开始转向文学思想史。

我在1980年，就有了不十分明确的对于文学思想的思考，在《李杜论略》中，我写了如下这段话：

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味常常伴随着相应的理论主张。作家和批评家们在创作上普遍追求某种倾向时，也在理论上进行着同样的探讨。理论上的探讨，既是对创作实践的总结、提高，又反转来影响创作实践。因此，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潮，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作出评价，特别是对当时的代表人物的研究必须如此。

从事范畴研究之后，我又发现，中国古代许多文学批评范畴的出现，都和创作中某种文学思想、文学思潮的出现有关。也就是说，研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离开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文学思潮，都难以作出更接近历史原貌的解释。研究文学思想的演变，可能是研究古代文学观念的一条较好的途径。

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都有关于中国文艺思想史的著作，不过他们研究的范围较为广泛，不限于文学思想。日本学者还有断代的文学思想、诗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对于文学思想、诗歌思想演变的不同段落的描述似乎并不全面，对于不同段落演变的动因、衔接似乎未加深入的探讨。我国台湾学者也有断代文学思想史的著作，涉及历史背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等广泛问题，不过他们是把历史、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分开来写的，没有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作为反映文学思想的整体来看待，也没有把文学思想和历史环境当作整体来研究。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都还并不明确，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尚未形成。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尚未形成。

我开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从隋唐五代开始的。那是一个文学创作高度繁荣，文学思想十分丰富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相对薄弱的时期。文学思想大量地反映在文学创作里。必须从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来窥伺文学思想，拿它和文学理论批评相印证。我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说了如下一段话：

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里，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文学的思考，例如，他对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它的艺术特质的认识，他的审美理想，他对文学遗产的态度和取舍，他对艺术技巧的追求，对艺术形式的探索，都可以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某种重要的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时可能并不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有时甚至很少或竟至于没有理论上的明确表述，他的文学思想，仅仅在他的创作倾向里反映出来。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就常常反映在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里，而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发展与演变，大量的是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因此，研究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离开了对文学创作中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的研究，仅只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对于文学思想史来说，至少是不完全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正是由于这个想法，我在读唐代的历史资料的同时，读遍了能够看到的唐代的所有文集。在读完这些文集之后，我发现，唐代文学思想的面貌，与原来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我接触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1．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表现为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一种文学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文学思想，是通过逐渐的、漫长的演变完成的。一种文学思想潮流的出现，它的萌芽，是在上一个文学思潮里；而它的余波，则存留在下一个文学思潮中。一个文学思潮和另一个文学思潮之间，常常有一个过渡期。反映盛唐风貌的文学思想潮流在天宝后期，实际已经消退了，而中唐的新的文学思想潮流，还要等到贞元中期才出现。这中间表现为文学思想的过渡形态。而在中唐文学思想潮流与晚唐文学思想潮流之间，也交错着一个在时间界限上虽不十分明晰而仍然可以确认的过渡期。

2．从一种文学思想发展到另一种文学思想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在我研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的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是政局的变化对于文学思想的影响。唐代几个不同的文学思潮，都与政局的变化有关。从南朝的文学思想潮流，演变到盛唐追求风骨、追求兴象玲珑的诗境，崇尚自然之美的诗歌思潮，乃是唐王朝国力强盛的产物。大国的雍容气度，给诗人带来了自信心，带来豪情。做人行事，无须粉饰。秉笔为诗，自然情来、气来、神来。本色中透着几分浪漫、几分理想。待到天宝中期，朝廷昏乱，衰败迹象纷纷显露，终于爆发安史之乱。于是有写实的诗歌思想出来，悲愤情怀与生民疾苦，构成了杜甫的动地歌吟，使他的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写实一脉的千古绝唱。八年安史之乱以后，继以藩镇割据，朝廷政令不出都门。士人彷徨无所依归，于是诗歌思想也就起了变化。在狭窄的感情天地里追求冷落与寂寞的诗境，崇尚高情、丽词、远韵。贞元末，元和初，政治革新的潮流影响到文学思想上，便是重功利、求革新。韩、柳的“古文运动”和元、白的诗歌思想，便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待到中兴成梦，唐代社会无可挽回的走向衰败时，文学思潮又一变：走向内心，追求纤细的美。雕辞琢句，更多地回归自我，疏离政治，更多地回归文学自身。从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实际来看，文学思潮的变化与政局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文学思想和政局的关系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忽视帝王和重臣对文学的影响。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实际上影响了唐代文学思想，特别是唐前期文学思想的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似乎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古代的士人，出仕入仕，和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局变化的影响。

3．文学理论成就和文学创作实际，并不都是一致的。纵观隋唐五代三百余年间，除了皎然《诗式》和署名王昌龄的《诗格》略具规模之外，并没有更多的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而诗歌和散文却都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即使是《诗式》和《诗格》，对于诗歌的发展主潮、对于诗歌的繁荣，也几乎没有影响。影响唐代诗歌和散文发展的，倒是一些近乎口号的主张。这一点，是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证以魏晋南北朝的状况，就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理论体系庞大而且严密的《文心雕龙》，并没有影响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萧纲、萧绎的片断主张，却深刻地影响着梁、陈诗歌的发展。更近于口号式的文学主张影响文学创作潮流，在唐代也一样。韩、柳一倡“文以明道”说，而形成了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皎然《诗式》、王昌龄《诗格》、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我将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修订本的后记中另有所论）这些较为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对当时诗歌潮流的走向却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现象，似乎延续至近现代。理论和创作的这种特异现象，和中国文化的特质有些什么深层的关系，我至今尚不明白。

总而言之，我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对于文学思想发展的原因，能认识到的，就是政治、社会的外部因素，和文学自身发展中创作和理论关系的因素。

待到我开始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的时候，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我又发现，哲学思潮、文人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对于文学思想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可能跟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特点有些关系。汉末至两晋，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变动时期。我们都知道，建安诗人在战乱之中、在人生短促的感喟之中，慷慨悲歌。但是我们却对于由一尊儒学到思想多元化这样一种思潮的大演变在文学思想发展中的意义认识不足。事实上，如果停留在一尊儒学的局面，没有思想的多元化，就不可能有自我的发现，就不可能有文学的自觉，文学也就不可能从功利走向非功利。玄学思潮起来之后，改变了一代士人的生存状态，改变了他们的志趣、行为甚至品格。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就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研究士人心态的兴趣。我觉得，文学思想中的许多问题，都和士人心态的变化有关。政治的、社会的种种外部因素，是通过士人心态的中介影响到文学思想上来的。于是我对魏晋时期士人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作了比较认真的研究，写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在这本书里，我试图说明，玄学思潮和士人心态变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士人心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影响他们文学题材的选择，甚至影响文体之演变。我就是从这些方面对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作家，对西晋诗风与东晋玄言诗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清理了从建安的重气到梁、陈的重娱乐这样一个文学思潮的演变脉络。这样一来，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士人心态史的研究之间也就密不可分了。

我和我的同事们还在撰写文学思想史的其他部分。我们希望通过文学思想史的撰写，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史的描述；也愿这一研究领域有更大的发展，进入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对于这一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它和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史的区别，我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的。研究文学思想史，是为了研究人们的文学观念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变化，和这种变化如何左右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进程，了解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中有多少来自传统，这来自传统的部分的价值所在。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包括各个时期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的文学观念，也包括各个时期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它要研究个人的文学思想，也要研究各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更要研究左右一代的文学思想潮流。有时候，还要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文学思想的不同承传与不同走向。

文学思想史既然要研究文学创作，也就提出了一个与文学史的区别问题。我在为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作的《序》中，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

同是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本身，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是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文学思想。由于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现象本身，因之它常常离不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当它描述文学现象时，往往较为全面地顾及其时之作家群落，顾及作家创作的各个方面。而文学思想史由于它的着眼点是文学思想，而且是在史的发展中考察文学思想的演变，因之它只注意文学现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学思想倾向的部分，而忽略其余……即使涉及同样的作品，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也往往是不同的。文学史分析的是作品本身，而文学思想史则是通过作品追寻其文学思想，它是属于更为内在的层次。……更为主要的区别，是文学思想史不仅涉及创作实际，而且涉及大量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而这两个方面，在大多数文学史著作里，是被忽略或者被放在次要地位上的。而从总体风貌上看，文学思想史较之文学史，必然更富思辨色彩，更具理论素质。

而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的差别，如前所述，就是它兼及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的文学观念。

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以为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原貌。完全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却可能。这就需要对于史料作全面的清理。而这样做，须付出极大的劳动。在断代文学思想史的撰写中，除史书、子书、经注之外，我不得不按时间顺序一部一部的读别集，唯恐有所遗漏。通过资料的全面阅读，总结自己的印象；决不相信他人的感觉，也不相信二手资料。只有在尽量描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之后，才有可能对文学思想的是非曲直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

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思想的个别现象与文学思想的发展趋向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个案开始研究，再扩及作家群落、流派以至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离开个案研究，文学思潮的描述就失去了基础，就无法描述整个的文学思潮。但是，如果仅停留在个案上，就会陷于琐碎，难以把握文学思潮发展的大趋向。我的原则是，着眼于文学思潮的大趋向，而舍弃个案中的若干枝节。如果把一个作家、一个理论批评家的文学观念方方面面都写上，那文学思想史就会杂乱无章。在我已经出版的两部断代文学思想史中，有意避开枝节问题的描述，原因在此。

文学思想史的撰写，对于撰写者有三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国学基础、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没有必要的国学基础，就会陷入架空议论。没有必要的理论素养，就会把文学思想史写成资料长编。我这里特别要谈的是审美能力问题。文学思想是反映文学发展动态的，对于文学发展的动态，没有敏锐的感受，就不可能发现问题。而对于文学思潮发展的敏锐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具备审美的能力。一个作家、一个流派的创作，美在哪里，反映了什么样的新的审美趣味，乃是文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这一点都把握不到，那写出来的就不会是文学思想史，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过去，而把一篇并不美的作品拿出来分析，并且把它说得头头是道，那就会把文学思想史的面貌写走样了。

在文学思想史的撰写中，如何把握思想主流，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史料纷繁，历史事实错综复杂，撰写者持有任何一种观点，都可能找到史料来证明。比如，魏晋时期的史料中，就有不少儒家的思想资料，但是，这一时期的总的思想趋向是多元化，在多元化中，儒家思想并不是主流。主流是个性的张扬，而根底是老庄。如果我们说，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主流是儒家，那就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把握思想主流，有个眼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一个客观的态度。

以上是我在撰写文学思想史的过程中的几点简单体会，是极不全面的。我的研究还相当肤浅，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更深的体会。我想，有志于这一学术领域的后来者，一定能把这一学科推向更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