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的修养是对四端的存养与扩充，最终成就仁义礼智的整全德行

3.6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从“人心之不忍”来观照。 孟子所说的 “不忍人之心”，字面意为 “不忍心无视他人的痛苦而面对他人的心情”，本质是人对他人苦难的本能同情与怜悯，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情感。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他在《公孙丑上》中以 “孺子将入于井” 为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 “怵惕恻隐之心” 无关功利计算，是人性中自然流露的善端，即 “不忍人之心”。 更深层来看，“不忍人之心” 并非孤立的情感，而是孟子 “性善论” 的核心载体： 它是 “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发端，其中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不忍人之心” 正是 “仁” 的源头。 它具有普遍性（“人皆有”），无论圣人还是凡人，先天都具备这一道德潜能，这为 “天下可治” 提供了人性基础：既然人人皆有善端，那么统治者只要 “扩充” 此心，就能推行符合人性的治理。

“不忍人之心” 作为内在的情感，不会停留在 “心” 的层面，必然会外化为 “行”—— 即 “不忍人之行为”。这种转化是自然且必然的： 当人目睹他人苦难（如孺子入井），“不忍人之心” 会直接驱动人做出救助行为（“行”）； 即使是统治者，其 “不忍人之心” 也会推动他规避对百姓的伤害，主动施行利民之举（如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的梁惠王，被孟子引导着将对牛的不忍扩展到对百姓的体恤）。

这里的 “行” 有两层意义： 个体层面的道德实践基于不忍之心的 “行善”（如救助、体恤），是对内在善端的 “扩充”。孟子强调 “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价值层面的方向指引，“行” 的本质是 “不忍”—— 不伤害、不漠视，以 “仁” 为核心准则，为后续的 “政事” 奠定伦理基础。

当 “不忍人之行为” 从个体层面扩展到国家治理层面，便成为 “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孟子特别强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正是将统治者的个体道德行为转化为政治制度的逻辑： “不忍人之政” 的核心是以 “不忍” 为原则治理国家，具体表现为： 经济上：“制民之产”（让百姓有稳定的产业）、“薄税敛”（减轻赋税），避免百姓因贫困而流离失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政治上：“省刑罚”（减少刑罚）、“恤孤贫”（体恤孤儿与贫困者），不以暴力压迫百姓； 伦理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对家人的不忍之心推及天下人。 这里的关键是：“政事” 并非脱离人性的冰冷制度，而是统治者 “不忍之心” 的制度化体现。正如个体的 “行” 源于 “心”，国家的 “政事” 也必须源于统治者对百姓的 “不忍”，否则便是 “虐政”“暴政”。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揭示了 “政事” 与 “天下之治” 的必然联系：仁政因顺应人性、满足百姓基本需求，必然获得民心；民心归附，则天下自然安定。 孟子的逻辑是： 天下之治的核心是 “得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民心的关键是 “被体恤”：百姓需要的是不被压迫、能安居乐业，而 “不忍人之政” 恰恰满足这一需求（“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当政者以不忍之心推行仁政，百姓会自然归附（“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社会矛盾消解，治理便如 “运之掌上” 般轻松。 这一过程的本质是：政治治理的力量，源于对人性的尊重与顺应。“

不忍人之心” 作为人性中普遍的善，决定了 “不忍人之政” 是符合人性的治理模式；而符合人性的治理，必然能实现天下的和谐稳定。

孟子的这一理路，本质是 “内圣外王” 的逻辑。 “内圣” 是 “不忍人之心” 的存养与扩充（个体道德的完善）； “外王” 是 “不忍人之政” 的推行（政治治理的实现）。 从 “心” 到 “天下之治”，孟子始终以 “人性本善” 为根基：因为人人皆有不忍之心，所以统治者只要将其扩展为治国之政，就能顺应民心、安定天下。这一理路不仅构建了道德与政治的贯通桥梁，更强调了 “同情”“体恤” 等情感在治理中的核心价值 —— 天下之治，终究源于对 “人” 的珍视。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孟子对 “人” 的定义，彻底超越了生物学层面的 “人形”，直指道德属性。“四端” 是 “人性” 的底线。如同四肢（“四体”）是身体的天然构成，四端是人性的天然构成 —— 失去四肢，身体残缺；失去四端，人性残缺，便不再是 “人”（道德意义上的完整存在）。“四端” 是 “人之为人” 的判准。孟子并非否定生物意义上的 “人”，而是强调：若剥离了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恻隐）、对不义的憎恶（羞恶）、对秩序的尊重（辞让）、对善恶的分辨（是非），人便与禽兽无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四端的存在，正是 “人” 与禽兽的本质区别。

四端” 只是 “端”（开端、萌芽），而非完整的德行。孟子以 “四体” 为喻：“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四肢需生长才能健全，四端需 “扩充” 才能成为成熟的 “四德”（仁、义、礼、智）。君子的德行修养，本质是对四端的 “存养” 与 “扩充”，而非外求他物。

孟子批判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否定自身四端的存在或发展可能，如同自残四肢。君子修养的第一步是 “反身而诚”（《尽心上》），即向内体认自身本有的善端，确信 “我固有之”（《告子上》），不自我否定、不妄自菲薄。

四端如 “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需通过持续功夫扩充： 恻隐之心→仁：从对孺子入井的本能同情，扩展为对天下百姓的普遍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羞恶之心→义：从对自身不义的羞耻，扩展为对社会不公的憎恶，坚守 “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尽心上》），在利益与原则冲突时 “舍生而取义”。 辞让之心→礼：从日常交往的谦让，扩展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孟子承续此义），以礼节协调关系、避免纷争。 是非之心→智：从对简单善恶的判断，扩展为对复杂事务的明辨，“智则知此者也”（《离娄上》），在迷雾中坚守正道，不盲从、不惑乱。

君子修养的终点，是四德融于言行，成为 “德润身”（《尽心下》）的自然流露：待人接物必含仁，取舍行止必合义，进退周旋必中礼，明辨抉择必依智。此时的德行不再是刻意的约束，而是 “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生命状态。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道德性是 “人” 的本质，四端是这一本质的天然呈现； 君子的修养是对四端的存养与扩充，最终成就仁义礼智的整全德行； 这种德行必然外化为对社会的担当 —— 因仁而关怀众生，因义而坚守正道，因礼而协调秩序，因智而明辨方向。 在孟子看来，真正的社会担当者，绝非凭借权势或智谋的 “成功者”，而是以德行扎根人性、以仁心映照天下的 “君子”。他们的存在，正是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的证明，也是社会秩序与文明延续的核心支柱。

好，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