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老安在中国四十年，错过暴富，经历奇幻的黄金时代

我已经差不多成了无国籍、无信仰、无习惯的快乐物种。

22岁意大利青年安德烈·卡瓦祖蒂经由香港，闯入尚未完全苏醒的中国大陆，那是1981年，他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一呆就是40年。

在这里，他安了家，娶了中国太太，练就了一口麻溜的京腔普通话，时不时蹦出地道的幽默感。

跟大多数来中国“淘金”的老外不同，老安放弃外企中国首席代表的高薪生活，成为独立影像人，跟中国文化、艺术家们混在一起，比如王小波、曾梵志、方力钧、刘炜等。

“那时候大家都穷，我还算是那拨人理有钱的，吃饭买单都是我。”

在他最新出版的中文书《气呼呼的小词典》，拿下了豆瓣8.6高分。里面记录着，曾梵志当年是带着羡慕，目光盯住他半天后说：“你想，了不得，你从出生以来穿的都是意大利服装！”

但是若干年后，成了大名的画家朋友就开着崭新的法拉利来了，而老安的家乡就是法拉利出产地，他却从来没有开过、甚至坐过。

错过无数次在中国可以暴富的机会，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老安又丝毫不在意。

他拍下了超过60万张照片，用独特的视角、镜头，捕捉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那些微妙、易逝却又极具张力的瞬间，其中一部分收录在摄影集《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中。

作为唯一一位完整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全程的外国摄影师，老安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变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后来他听说，像他这样在中国待了大半辈子，混迹中国人的圈子的外国人，被亲切叫作“中国人自己的老外”。

老安把中国通分为三种：猴子、狐狸和狗狗。

在他看来，猴子老外为了被接受，而拼命努力趋同；狐狸老外中文很好，但内心根本看不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做任何事情不过是为谋利；狗狗老外被中国人当自己人，是哥们儿、姐们儿，但毕竟不是一个物种，它还保留着自己的原有特色。

走南闯北

记录最真实的中国

80年代初的中国，在细节处透露着与世界接轨前的阵痛与好奇。

物资匮乏仍是生活的底色，作为外国留学生，他每月140元的奖学金看似不少，却几乎仅够给意大利的母亲打一次长途电话，生活仍需家里接济。

“好在没有太多可买的东西。”他略带幽默地补充。老安需要凭“优待证”才能用人民币支付，否则只能使用特殊的外汇券——一种与人民币样式迥异的货币。

“没有隐私，但有种奇异的亲密”。“透明”是他对80年代中国的定义：“所有东西都摆在外面，能找到人的状态”。

在街头，他常常成为被围观的对象。“你在上海只要一上街，所有人开始围观，盯着你看。”相比之下，北京因外交官、记者较多，人们对“洋面孔”稍显习惯。

他不为名胜古迹而来。“那些有名的地方人会专门去看，现在很多热门打卡点已经变成一些大的符号，不像话。实际上，人的99%的生活是在另外一种环境里过的，这个环境也有它的美，它的韵律。”

他更想找出那种普通的美。他拍摄敞开的商店、单位、住家，里面的人在吃饭、看电视，“大家没什么隐私…一边走一边能看到人在生活…这种体会挺好，在意大利是看不到的。”

在厦门，他记录路边小摊的海鲜；在青岛，镜头不经意间扫过海军的身影；在福建，他试图寻找一张老照片里岷江上美丽的岛屿，却遍寻不着。这些场景，如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切片。

为避开围观，他常蹲守数小时等待人群散去。在青岛沙子口，因拍摄海军基地被关进小屋时，窗下突然弹出一个猪头，前腿搭在窗沿津津有味张望。他在《气呼呼的小词典》“海军”这章回忆道：“如果大家扔几粒花生米就好了——我饿死了”。

艺术家陈丹青评价他的照片“精心构图到难以察觉”。但老安坦言，拍摄时并未刻意为之。他只是本能地按下快门，捕捉那个刚刚苏醒的时代所弥漫的独特情绪——一种混杂着希望、迷茫与巨大潜能的氛围。

见证艺术圈更迭

作为一位持续在场的旁观者，老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自侃曾两次与财富“擦肩而过”。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上海复旦求学期间。他看到港西路上待售的旧洋楼：“两层的，还带一点土地…一栋卖一万美金。”囊中羞涩的他只能作罢。如今这些洋楼价值已升至千万乃至上亿。

第二次则在1991—1992年的北京。崇文门附近一处“很便宜很漂亮”的四合院待售。老安已攒了点钱，跃跃欲试。然而卖家家中老人坚决反对出售祖产，交易告吹。

这两次错失的投资良机，被他略带自嘲地称为“在中国的两次大投资机会都泡汤了”。

90年代初，外贸工作将老安带到北京。彼时的北京艺术圈，是他眼中真正的“黄金年代”。

“那个时候我认识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90年左右刚毕业不久，他们也没什么钱…到了1994、1995年以后就有一些…变成大艺术家，发大财了，然后一下子人都不见了。”老安回忆道。

变化来得迅猛而戏剧化。在此之前，生活是“动不动就去后海喝酒或者吃咸鱼”的悠闲。艺术家们“主要是把它当成一种玩，也没有太多的雄心，也没想到他会那么成功或者怎么样”。

财富和名声改变了一切——“有车了，然后一会去云南，一会去国外…聚会越来越少。”老安亲眼见证了这场嬗变。

他端起相机，开始系统性地拍摄这群即将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版图的人：方力钧、刘炜、张洹等画家，作家王小波，导演张元，以及正在进行变性手术的舞蹈家金星。这也是王小波唯一的纪录片，他形容王小波：言论精准、到位、不含糊。

“那个时候很容易认识人，人都挺闲的…你去人家上门都不用打电话预约的，你就直接上门就可以了。”这种毫无隔阂的交往方式，构成了那个年代独特的文化肌理。

王小波的早逝成为老安心中永久的遗憾。“我采访他的时候，还没看过他的任何作品…很可惜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迈入千禧年后，老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艺术生态的变化。“整个艺术界可能商业化的多一些…年轻人一开始画画本本，马上就想到去什么双年展、文献展，马上就想走上成功路。”

艺术成为明确的职业规划，与90年代“玩”的心态截然不同。

“2000年以后的那些艺术家就更不容易了，高潮已经过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是比六七80年代成名的那些人要困难得多。”这种代际差异不仅存在于艺术圈，也渗透在老安的个人生活中。

从黑白到彩色

一个时代的逝去

来华四十年，他娶了中国妻子，一双儿女。

女儿在米兰留学，他笑着告诉我们：“她整天和中国人在一块，自己等于中国人，甚至都在当地看病，还说老外。”类似这样的身份流动与交融，成为他家庭最自然的日常。

最近的他，日益习惯在米兰与北京之间迁徙。这种双城生活让他得以持续观察两地的文化变迁，尤其是科技对人际关系的重塑。

“在中国没有一个人不拿着手机看，在意大利还是可能10个人里面有一两 ”数字洪流中，曾经“直接上门”的亲密变得稀有，但他依然努力维系着与彭磊、新裤子乐队成员等老友的联结，欣赏他们“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本真。

“我已经差不多成了无国籍、无信仰、无习惯的快乐物种。”一个人离开家乡太久，异乡就会成为一种处境。步入21世纪，老安的身份在观察者、参与者与“永远的异乡人”之间流动。

当我问及他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老安的回答带着诗意的模糊：“我可能都有一点。”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成为他扎根异乡的力量。

当整个欧洲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没有怀旧，也来不及怀念。在悠久文明与当今‘非物质’文化的博弈中，中国会走上哪条路呢？这是全人类应当关心的问题。”

在摄影摄像之外，文字成为他表达的另一条路径，意外地袒露出照片中未曾展现的棱角。

“文字有无数的可能性…你可以对生活、对现实表达态度，照片里反映不了的那些‘气呼呼’的小情绪。”照片与文字，成为他理解中国的互补双翼。

尽管见证过艺术市场的起落、城市风貌的剧变，老安拒绝沉溺于怀旧。“我这个人不善于怀念…那个年代是黄金年代，但你要说我怀念那个时候的生活也有很多不舒服的。”

他更愿意将中国四十年变迁置于更广阔的文明坐标系中审视：“中国是真正不一样的…整个西方文化基本是共同的，而中国有自己独特的韵律。”正如他所说，中国人的应变能力是最强的

这种深刻的文化异质性，正是他驻留四十年的根本动力——“对很多事都感兴趣，到一个工厂看人家怎么上班，接触艺术家…什么都有一种美。”

2020年疫情期间，老安在米兰开始系统整理跨越四十年的彩色底片。下半年，他将出版一本新的摄影集，记录从80年代中期到1994年的中国——那是他停止静态摄影、转向视频创作的转折点。“1994年以后我基本上都是拍视频，就不拍照片了。”

面对当下年轻人普遍的悲观情绪，老安展现出历经沧桑后的通达：“不要太悲观了…中国的特点是表面上觉得最不可能的事可能还是有办法实现。”

他刚刚出版的小词典便是明证——曾被出版社全盘否定，“连题目都不行”，最终却奇迹般面世。

在这些轻松的长短不同的词条里，是他在中国40年的生活经历，生动活泼、又不乏幽默感、讽刺。他懂中国，热爱中国，又保持着异乡人的观察视角，和对文化差异的不解和好奇。

年过六十岁的老安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本能，没有资方也不影响创作。

“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做法，就是我想拍我就拍”，如同当年初到中国时那个纯粹的青年。

一代人或许已经老去，但老安用镜头与笔尖证明：在高速迭代的中国，总有一些凝视能穿透时间，一些真诚能抵抗遗忘。

当被问及中国未来，他说：“我希望下面还有黄金时代留给你们。”

文/ 明亮

编辑/ 海丹

图片来自受访者老安

©外滩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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