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优秀特质，让他从破落贵族登顶英国首相

内容来源| 本文摘编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书籍

《丘吉尔传》罗伊 • 詹金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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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52篇深度好文：4936字 | 13 分钟阅读

一、天赋觉醒者：

优秀的人，都懂得把失败当燃料

一直在推动丘吉尔前行的是名声，当时在他看来获得名声的最佳手段就是自己的文章。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写出一些优秀作品令他感到开心，甚至激动。

他喜欢打破沉默，而不是保持沉默。在辩论中，他总是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甚至表现得才华横溢。在最高层的会谈中，如果没有条件为所欲为，他也不太会闷闷不乐地做出不祥的表现。出于这些原因，他总是乐于在心里夸大首脑会晤实际取得的成果。

（图源：电影《至暗时刻》）

与任何一位演说家一样，丘吉尔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与听众“情投意合”，什么时候与听众格格不入，什么时候讲话遭到了失败，什么时候讲话取得了成功。与所有的演讲人一样，他喜欢成功，痛恨失败。

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即使面对惨败他也绝不会任由自己在失败的驱使下深陷困境中，顺从于失败的威胁，夹起尾巴做人，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无法做任何事情，只能一心琢磨着自己的委屈和受到重创的自尊心。

二、野心家的顶级修养：

敢要、敢争、敢败而不馁

对首相的职位丘吉尔已经觊觎了很久，他也急不可耐地抓住了机会，但是他的上任至多只相当于一场仓促凑合的战时婚姻。

他对两位杰出的前辈首相阴郁的末世信仰做出了回应，但同时他并无意在地球尚未冷却的时候就怠惰不前（两位前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书中他写道：“野心是动力，他无力抵抗野心。”

丘吉尔丝毫没有因此而迟疑，他在回信中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邀请，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由自己担任海军部或内政部大臣（并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的要求。他坚持要求得到二者中的一个，对于一个35岁的年轻人来说，他的态度过于大胆，毫不谦虚。

在下议院一年半的时间，他已经同另外4位有权有势的青年保守党议员建立了密切的交往，这几位议员都比他年长3至5岁，不过在1902年，他们全都不满34岁。

这封由一位年仅28岁、仅有两年半议会经验的后座议员亲笔给首相写下的长信，大胆得令人钦佩，或者说过于自以为是，但是无论怎样，这封信都绝对体现出了丘吉尔一贯具有的希望直接与上层沟通的自信与决心。

丘吉尔写给时任首相的张伯伦的信：

对于任何试图改变这个国家自由贸易特性的观点我都表示完全反对，我认为这个问题比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问题都更重要。即使是为了国家岁入我们必须纳税的物品，关税特惠制度也是危险的、令人反感的。

当然，事情根本不可能到此为止，有人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一旦开始实行，这项政策必然会催生出一套全面的保护体系，其中涉及商业灾难、英国政策的美国化等问题……我想告诉您的是，如果您在保护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托利党的特质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您的努力必将赢得我无限的忠诚。

我甚至能消灭6个军团的敌人——如果这样能改变现状，所有小的分歧都能被消除的话。如若不然，您就得下定决心了，这将是一条不归路，我也必须重新考虑我的政治立场。

三、极致准备：

丘吉尔一生坚持的卓越习惯

丘吉尔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时至今日这场演讲仍旧没有失色。他当然做了最精细的准备，将一部分演讲词默记在了心里。一个活力十足、野心勃勃的议员这么做并不罕见，真正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接下来的岁月里丘吉尔在演讲前总是做着这样的准备工作。

实际上，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坚持着如此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尽管并不是每次都能将演讲词牢记在心里。

（图源：电影《至暗时刻》）

每当读到或者亲眼看到能够引起自己注意的事情时，丘吉尔都会毫不迟疑地口述一份备忘录。没有一位大臣或者作家比丘吉尔更需要一名速记员在身边随时待命。

从白天到深夜，他总是需要秘书们守在他的身边，这种需求甚至超过了许多伟人对阿谀奉承的弄臣的需求。

四、“迫降又起飞”：

丘吉尔的冒险家基因

他冲动、自私，同时又有着贸然行事的勇气，这三个特点在青年时代的丘吉尔的性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与生俱来的直觉的驱使下，只要是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每一棵苹果树他都会摇一摇，尽可能地将树上的果子摇下来。

丘吉尔加入自由党的时候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但是他拥有名望和热情的性格，以及一种天生的直觉。直觉告诉他，他不太可能加入将要失败的阵营，虽然最后这一点不能完全算是对他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最后这个特质，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的受欢迎程度远远不及他的名气。

丘吉尔充满斗志、坚定不移地促成了英国全国各地对更广泛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场理性的讨论）。尽管他的做法有些过分，树了一些敌人，但是他提高了自己对自由党的价值。

1919年6月（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丘吉尔在巴黎附近的巴赫机场经历了一次紧急迫降。

他没有因此怯阵，刚过了一个月便从陆军部出发，从陆军部在伦敦以南的克罗伊登小型机场起飞，试图进行一个小时的夜间飞行训练。他没有在天上待那么久。犹犹豫豫地飞到90英尺的高度后，机械故障——或许人为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导致飞机一头扎向了地面。

飞机严重受损，丘吉尔身上出现瘀伤，面部也有擦伤，飞行教官也受了一些轻伤。丘吉尔原本以为自己会在事故中丧生，结果他还能站起来，前去主持下议院为美国驻法国的指挥官潘兴将军举行的宴会。

五、越挫越勇的终极样本：

如何靠“行动力”杀回巅峰

尽管有时候丘吉尔会任由自己对事对人的看法走向偏激，但是相比劳合·乔治，他有着更为坚定的目标，他的政治信仰更为始终如一，换言之就是，他更坚持原则，少有投机主义倾向。

丘吉尔继续毫不动摇地敦促着减税方案的进展。这套方案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的创造。除了赫斯特，财政部的官员们至少可以说反应冷淡。

他肩负着一个重要部门的职责，并且在充分参与当年夏天议会论战核心的“议会法案”的工作之余，他还得挤出时间处理自己在不久前遗留的工作。可以说，这第三项工作证明了他有着十足旺盛的精力。

在海军部的几年里，他一直兢兢业业，发奋程度或许超过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甚至超过1940至1941年的那段时间。

令人称奇的是，在狂热的著书撰稿过程中他还设法为议会工作挤出了时间，更不用说选区的工作了。按照当时的标准看，他在选区工作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勤勉，在1929年秋季中期的10天里，他在埃平选区各个区域至少8场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他是一个情绪阴晴不定、常常会陷入抑郁的人，但他又有着惊人而充沛的精力，考虑到这些特点，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在受挫后能够卷土重来就如同他突然止步不前一样令人吃惊。

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黑夜，丘吉尔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丝毫不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心只想缓缓地爬进灌木丛、将自己隐藏起来。实际上，他热衷于参加这样的公共活动，仿佛这些事情依然由他负责似的。

不管怎么说，在被逐出海军部的26个月后，在主动将自己从一个毫无意义的内阁职位上罢免的20个月后，丘吉尔又回来了。

六、从辩论高手到权力大师：

刚柔并济的掌控力与人格魅力

丘吉尔在私下里寻求让步，在公开场合虚张声势，如此对比鲜明的表现非常符合他的风格。他始终相信自己能够从掌握大权的人那里获得谅解。

但是，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健谈，即使他有些装腔作势，他喜欢喧闹的生活，喜欢身旁有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话。

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还努力向对方的作息规律靠拢。晚上罗斯福会比平时熬得晚一些，丘吉尔也装腔作势地比平日早一些上床，不过上床后他还是会忙着指示不知疲倦的约翰·马丁给伦敦方面发电报，或者就是与霍普金斯谈话。

从形式上而言，一个部门内的所有事务在名义上都由主持本部门的大臣负责；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来看，为了与第一海务大臣一起行使自己的操控权，丘吉尔有意创造了一种高度集权化的制度。

凭借着自己的辩论能力，甚至可以说有些好斗的辩论能力，在和别人单独交锋的情况下他几乎战无不胜。因此，在外界看来一战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对海军部拥有了完全的控制权，几乎是独霸了这份权力。

七、多面人生：

从政客到文豪，常年坚持创作

写作在丘吉尔的一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在当时只是为他的生活投下了一缕光芒。

在这个阶段，丘吉尔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下坡路，但是这位政治家却留下了大量的肖像画，而他大概也是20世纪的政治家里最杰出的一位风景画家，当然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位。

他非常喜欢在灿烂的阳光下过着奢华放松的生活，时不时地画一会儿画、整理一下书稿，为了这些事情他已经积累了一笔独特的“财富”，这就是许多令他感到宾至如归的度假别墅和住处。

（图源：电影《至暗时刻》）

在7月初（1929）退出政府后，丘吉尔立即全身心扑在了为接下来一批作品商谈合同的事情上（《后果》和《我的早年生活》之后的作品），随后他便开始了写作。

从戈林酒店搬回利兹酒店（很有可能是因为克莱门汀没有与他同行）后，他在8月18日的上午设宴款待了一批研究员、出版人和秘书，这场招待会表明他的兴趣转移了。

尽管在初春的时候他产生了虚妄的幸福感，然而最终政治还是没有给他带来回报。文学，至少是赚钱的写作和演讲，看上去前途更为光明。

八、战略远见：

一个领袖的“预见力”

他将社会退步的起始年份定为1931年，这个时间点至少接近了希特勒的崛起。丘吉尔从一开始就准确地判断出希特勒才是不可消除的核心威胁。

丘吉尔对这种观点深恶痛绝，根据记录，他曾在早期的一场内阁会议上说过：“在德国统治欧洲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情况。”

6月初的时候，丘吉尔就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了法国会在本土遭到失败。他拼命想要说服法国继续战斗下去，但是他的努力必须首先得到议会的批准并且需要维护这些外围成分。

（图源：电影《至暗时刻》）

在1941年12月过后，无论时局如何起起落落，丘吉尔都再也不曾怀疑过胜利终将属于同盟国。当然，他也为美国海军遭受的巨大损失感到惋惜，但是相比美国不可逆转地加入他一直坚持的战斗所能带来的全部潜在价值，美国海军的损失不足挂齿。

他充分认识到英国参与欧洲事业的重要性，同时也渴望在三大世界霸主中地位日趋下降的英国能够尽可能地维持住自己的地位，他将这两种想法结合了起来。

考虑到丘吉尔从敦刻尔克到波茨坦这几年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怎么可能不产生这样的观点？丘吉尔对欧洲主义非常坚定，在这个方面他非常具有远见。

九、“全局思维”：

在至暗时刻，如何做出最清醒的抉择？

终于，丘吉尔在65岁这一年成为首相，除了刚刚离职的前任，自坎贝尔-班纳文之后他是初次坐上这个位置的人里最年长的，此时距离他首次当选为议员已经过去几乎40年。

他在最凶险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位置，古往今来没有一位首相在上任时面临的处境比他面临的更为严峻。他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和军事环境危险丛生，他不是国王选中的人选，也不是白厅的选择，对于他所断言的野蛮未来，白厅这部政治机器表现出了程度不一的惊愕和气馁。

他也不是下议院多数党的选择，但是从某种不成熟的角度而言，他是——或者说不久便会成为——民众和媒体心目中的国家捍卫者，从国王到常务秘书，一开始不愿接受他并对他充满怀疑的人很快也会承认英国不能没有他。

这场讲话的主旨是：“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可更改的唯一目标。我们要坚决消灭希特勒以及纳粹政权的一切残渣余孽。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我们的决心—什么事情都不行……反对纳粹政权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会得到我们的援助，与希特勒并肩作战的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俄国以及俄国人。”

人们不禁将敦刻尔克大撤退视为一场胜利，而不仅仅是一次营救行动。丘吉尔坚定地抵制住了这种诱惑，6月4日，他在下议院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撤退赢得战争。”

珍珠港事件为1941年画上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句号。就在这一年的年初，丘吉尔的注意力几乎全都集中在了发展英美关系的工作上，这显示出他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且也有能力集中精力处理本质问题，他的个人生活方式也体现出了这种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得都比较任性，但是他的生活始终与他的宏伟目标交织在一起并且服从于这些目标。

按照之前的设想，指挥“霸王”行动的最高司令应该是英国人，至少伦敦方面是这样预计的，但是丘吉尔轻易地接受了罗斯福的观点，认为让美国部队集结起来将会确保不久后美军成为英国在法国的首要合作伙伴，这样的合作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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