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亮亮 | 坚持大国立场、小农立场的统一——读《认识中国》

任亮亮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论调查研究，我们都应该向毛主席学习。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以“游学”方式走进乡村、理解社会，在革命时期更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提倡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进行调查研究，进而制定行动路线。对各类群体的访谈、组织各类形式的调研会，进而形成的《寻乌调查》成为指导当时革命的基础理论认识和方案。毛主席的调研方法和做学问的方式也成为我国社会学特别是田野学派的学习典范。注重调查研究，践行实事求是，费孝通先生将这一原则引入到自己的社区研究中，并影响了后辈学人。贺老师的调查研究和做学问方法得益于毛主席和费孝通先生的启发，三十年如一日，下乡调查、笔耕不辍，思考农村、农民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并基于调查研究提出建设性思考，对学界和政策理论界形成了影响。《认识中国》一书是三十年来他提出的各种理论性判断的集大成者。拿到本书，阅读目录，每一个标题理论都很熟悉，但是分列排布后，可以看出，研究正是基于他一直强调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处境、城镇化阶段、区域差异、城乡关系、实践导向、跨学科思考”六重定位下开展具体研究而进行的，其“解释中国经验、服务中国实践”学术初心不改。

社会科学的研究强调价值中立，但研究者必然有立场。本书所折射出来的是“大国、小农立场”。小农立场是指目中有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民的价值意义、家庭生计、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改变。要对具体的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行动进行解构，对“农民的三重价值分析”“中坚农民的社会意义”“老年人的三不离养老”进行剖析，方能够理解农民的挣扎与自洽，理解小农韧性。有了对具体的个人的关照，才能够从大国立场上思考国家发展的路径。我认为本书所思考的总问题是“国家何以在巨变时代保持韧性”。“城乡之间的市场和社会分工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的保护型转向”，都证明了中国乡村作为压舱石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诸多观点不是按照文件解读国家政策，人云亦云。而是基于实际调研的批判性思考。当大家都在谈论要推动市民下乡、土地入市的时候，秉持小农立场的本书谈到要继续坚持“城乡二元”的基本制度（因此此时农民的城乡流动不受限制了），提出要为农民留下兜底保障的空间。为了小农，但可能得不到小农的理解，“为什么不能把地卖了进城？”在调研中，我们经常会被这样问到，是很难回答的。但本书给了答案，从国家和长期主义的角度思考，将来怎么办？这不是要牺牲农民，恰恰是保护农民，因为农民在市场是先天性能力不足的。在珠三角调研时见过太多拆迁暴富，沉迷赌博后倾家荡产的人。所以，大国立场和小农立场完成了统一，强调国家立场，但坚持目中有人。超越于单一国家视角，就有了对“乡村利益共同体”“分利秩序”“悬浮型内卷”的解构和批判。这是国家具体治理社会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从高效能、低成本治理的角度来说，找回群众、迈向组织动员是走向有效治理的可行路径，如“分配型动员”“群众主体”就是对统一国家、小农立场在基层治理优化中的具体体现。

社会剧烈转型，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政权与新兴的基层自治组织发生交集，不同区域的基层治理出现了不同的样态。为什么国家政策实现会出现差异化执行的结果，带着这一问题，作者追问到了“农民行动与认同单位”“社会结构等差异”，从而提出“南北中国”的解释性框架，撰写了《南北中国》一书，也很值得阅读。随着农民进城，农民逐渐经历了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洗礼，乡村赋予个体传统性的一面趋弱，且国家行政下乡力量增强，南北差异逐渐减小。经济要素的影响逐渐加大，东部的乡村和中西部的乡村是一个乡村吗？带着这一问题，研究者又从“东西区域差异”的视角进行对社会结构的解剖，从而提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城乡一体化”“中西部农民的接力式城市化”等。这些也形成了《东西中国》一书。

没有对时代的好奇意识、没有步履不停地调查研究的行动力，社会科学是做不出对具体社会的有力的解释的。读罢本书，正如上述写到的形成了两个鲜明的感受：只有国家立场，专家会成为悬浮于人民的“砖家”，误国误民；只有小农立场，科学研究无法实现深刻性，也无法回应时代大问题。坚持大国、小农立场的统一，方能做出一流的学术；躺在书斋里可以做出学问，迈向田野也可以做出学问。方法无高下之分，学问没有好坏，具有解释力是唯一标准。如何做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给出。

本书的文风直白，语言易懂，不存在阅读和理解壁垒，读者看后，所需要的便是行动。相信读过此书之后，个体都可以对周遭的社会和时代有更加深刻地理解。至少我们都可以开始理解“附近”，理解身边的事务，从而自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