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开放的区域史、比较史视野中认识“江南”

日前，“江南及其以外的世界：区域史研究的新探索”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江南区域史研究进展与跨区域史学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

“江南研究既是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基础领域，也是理解中国与东亚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健在致辞中呼吁，面对区域史研究新趋势，应进一步推动跨区域对读与跨学科方法整合，使江南研究更好融入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来自中国台湾的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徐泓提出，宋元以来，江南地区经济与制度基础相对成熟，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城防体系。其中，倭乱是推动集中修筑城池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筑城经费由“军七民三”向“军三民七”“官三民七”转变，地方社会的资源分担结构发生变化，江南乡绅成为修城的主要承担者。他强调，筑城不仅是防御工程，还体现地方社会的组织能力、经济实力与制度调整，是理解江南地方社会结构与区域权力分布的重要窗口。

“江南租佃关系呈现制度化与稳定性，是认识晚清基层社会运行的重要依据。”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以江南乡绅柳兆薰20余年的日记与账簿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晚清吴江地主阶层的收租制度。他介绍，柳家田产在太平天国战后维持约2800亩，租额执行“七折收租”，灾年实行“六五折”。柳兆薰对账目极为严谨，不仅制定明确租章，还在水灾时亲自踏勘并决定减租额度，并自付“装坝钱”协助排水，显示出地主与佃户之间利益绑定、长期协作的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钱杭从“江南的中国与中国的江南”出发，深入探讨“江南”在中国历史叙事中的位置。他认为，“江南人”并非静态族群，而是由多次北方移民浪潮构成的历史主体；“江南文化”亦非封闭的地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整体”结构中生成的一种地方传统。因此，理解“江南”必须与“中国”的整体地理、制度与文明框架相联系。在理论层面，要注重处理好“局部中断”与“整体延续”的关系，避免将“江南”过度神秘化或抽象化，而必须在更开放的区域史、比较史视野中认识“江南”。

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忠以《祖先墓志略并叙》稿本为样本，重构晚清休宁典当业者胡钟岳的个人经历。稿本详细记录其11岁随父外出学徒、父逝后独自经营典肆14年的生涯，可以看到典当业者的经济压力、家族责任、职业流动与情感记忆，展现近代江南基层群体复杂而真实的生活景观。这类稀缺性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有助于补足近代社会史研究中“普通人经验”的空白。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学强以浦东新场镇为个案，探讨江南市镇在近代化过程中受大都市辐射影响的状况。他提出，新场既有江南水乡市镇传统的水路网络、地方市场与生产结构，又在上海现代商业的带动下呈现产业布局、空间形态与社会结构的显著转型，如新式商号进入、手工业结构变化与城镇功能扩展。通过对新场的空间、经济和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揭示江南市镇在近代区域互动中的多重动力，是理解“上海—江南”区域体系的重要案例。

西南大学教授陈宝良的发言，重点分析了苏州文人圈层的结构与影响力。他认为，苏州凭借经济繁荣、士人密度与文化消费环境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网络。其中，文人通过文会、唱和、出版、艺术创作等方式构建稳固的文化圈层，具有面向全国的辐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江南才子”不仅是文化修辞，还是特定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态共同塑造的历史现象。

“江南精英通过家族叙事、谱牒编纂、地方参与和文化生产，将自身嵌入更大的区域网络与历史叙述中，是区域文化构建的重要力量。”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杭行以莫氏家族为中心，分析江南士绅如何通过族谱、家族故事与文化符号塑造家族身份与地方影响力。其中，“河仙国王子”的家族叙事显示出江南士绅在塑造自身历史记忆与文化象征上的主动性。

本次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八个议题构成对江南区域社会从信仰、思想、制度、经济、文化到技术的全方位讨论，展示了区域内部的纵深结构，揭示了江南与更大区域空间的互联性，在推动区域史研究的学理深化与国际对话方面迈出积极一步。

原标题：《在更开放的区域史、比较史视野中认识“江南”》

栏目主编：王珍

来源：作者：上海社科院 耿勇 解放日报 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