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和一少”看外交折冲的妥协艺术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东A

文·刘亚东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说过：“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妥协，作为外交实践中的永恒主题，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纵观古今中外，国家、部族乃至文明间的冲突，其消解的常态并非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通过利益权衡、相互让步达成的妥协。战争固然是解决冲突的终极手段，但其带来的毁灭性代价——生灵涂炭、文明倾颓——始终是理性决策者竭力规避的深渊。妥协绝非怯懦的投降，而是在复杂博弈中寻求最优解的智慧结晶，是于利益让渡的缝隙间，争取自身核心利益最大化的精妙艺术。

外交决策的最大陷阱，是将道德洁癖置于国家存续之上。中华文明对此早有洞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并立，强敌环伺，复杂的国际关系催生了璀璨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张仪、苏秦等纵横家，正是深谙妥协与联合之道的翘楚。他们穿梭于诸侯之间，合纵以抗强秦，连横以分弱敌。彼时的外交舞台，充满了利益交换、战略结盟与审时度势的妥协，其核心便是如何在力量对比的现实中，为国家争取最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历史的回音常在特定的时空节点产生共振。1962年，也就是老刘出生的那一年，新中国内外交困。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的创伤尚未抚平，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基础极为脆弱；国际上，中苏论战日趋白热化，曾经的“老大哥”成了主要论敌，西方世界的封锁铁幕依然森严，周边地缘政治压力（如中印边界冲突）步步紧逼。国家生存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正是在这山雨欲来、负重前行的困境中，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的王稼祥同志，凭借其资深外交官的敏锐洞察和对国力的清醒认识，提出了后来饱受争议却极具前瞻性的“三和一少”政策建议：

“三和”：主张对当时中国面临的三大主要外部压力源——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各国反华势力（如印度尼赫鲁政府）——采取更为务实审慎的“和”的策略。这并非放弃原则立场，而是避免在当时国力极度虚弱的情况下，同时在多条战线陷入对抗升级的泥潭，力图为国内恢复元气争取宝贵的喘息空间。

“一少”：主张适度收缩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直接、大规模援助规模。这绝非对国际主义义务的背弃，而是基于一个冷酷的现实：羸弱的国力已难以支撑超越自身能力的“世界革命中心”理想。过度外援不仅会进一步掏空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内资源，更可能因援助对象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将中国拖入难以预测的战略被动，甚至面临“恩将仇报”的风险（后来的历史，如对阿尔巴尼亚的巨额援助及最终反目，不幸印证了这种担忧）。

王稼祥的建议，本质是在革命理想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洪流中，吹响的一声清醒而务实的号角。它深刻地触及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外交政策必须根植于对自身国力的客观评估，而经济基础则是军事力量的根本支撑。“四面出击”的豪情固然壮烈，但在“经济力量不足，军事力量就不足”的现实面前，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战略透支。王稼祥的“一少”，正是对这种潜在悲剧的精准预警，是对“量力而行”这一古老智慧的回归。

这声呐喊，是经济理性对狂热战歌的反诘。王稼祥的奏议直指大国兴衰的铁律：没有根基的实力投射，终成沙上楼阁；超越支撑的意识形态扩张，必致战略崩盘。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使雅典沉沦的，正是它在西西里野心与实力撕裂后的枯竭。”克劳塞维茨也曾说过：“政治目标若超越军事能力支撑，胜利终将反噬自身。”

然而，王稼祥的理性呼唤，与当时弥漫的“东风压倒西风”的革命激情和意识形态斗争优先的宏大叙事格格不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三和”被曲解为对敌投降，“一少”被批判为放弃国际主义责任。王稼祥的建议迅速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其本人也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这一历史悲剧的核心矛盾在于：当意识形态成为不可退让的圣域，妥协便等同于亵渎。它深刻反映了高扬的革命理想主义与严峻生存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以及在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刚性原则对务实策略空间的强力挤压。

历史终究会发出公正的强音。1979年，也就是老刘上大学的那一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潮涌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正式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这份文件不仅推倒了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更是一份迟到的理性外交宣言，是对“三和一少”所蕴含的务实理性内核的迟来肯定与历史性平反。这份文件的价值远超个案平反——它以官方姿态宣告：国家生存的根本法度，永远高于理想主义的幻梦。它标志着党开始系统反思外交工作中脱离实际、超越现实的教训。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当邓小平同志引领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并成为新时期外交的圭臬。这一战略，在更高层次、更成熟的阶段，以更宏阔的全球视野，完美地继承并升华了“三和一少”中的核心智慧——务实的妥协艺术与对国力的清醒认知。它使中国外交成功实现了从意识形态挂帅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根本大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不再追求虚幻的“世界革命领袖”光环，而是专注于自身实力的积累，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审时度势地参与国际事务，以更从容的姿态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王稼祥的“三和一少”，犹如一面被岁月擦亮的铜镜，映照出大国崛起的不变法则：在理想与现实的天平上，只有扎根泥土的务实，方能托举星辰大海的征途。这份穿越六十载风烟的思想遗产告诫世人：外交场域最稀缺的，并非慷慨陈词的勇士，而是能够在时代狂热中保持清醒的守夜人。

(作者1989年至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