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正平、张清华谈韩少功《理想，还需要吗》

天有际，思无涯。

编者按：

2025年6月19日，《理想，还需要吗——韩少功谈话录》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发布会上，陈建功、韩少功、施战军、俞敏洪等嘉宾进行了对谈，单正平、孔见、叶梅、张清华等嘉宾作了发言。嘉宾们围绕这部谈话录展开了深度对话与思想交锋，深入探讨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探论理想的时代重量。今天，我们推送单正平、张清华谈韩少功《理想，还需要吗》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一个思想者的“心身之学”

单正平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

单正平在《理想，还需要吗》北京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粗略说，从1970年代中期到现在，少功文学创作的历史已经有五十多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少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创作状态，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且每有所作，必具新意，堪称文坛常青树。

大体上，可以把少功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从70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这25年是以小说为主的时期，他的主要小说《西望茅草地》《飞越蓝天》《风吹唢呐声》《鞋癖》《归去来》《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等，都写于这个阶段。2000年到现在，则是以随笔为主的文化批判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后记》和一系列针对现实问题的随笔。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2000年在三亚召开的南山会议和少功重返汨罗、隐居乡下。

南山会议邀请了三十多位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会议主题本是讨论生态问题，但在会中实际讨论了当时中国遭遇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会议形成的文件《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成为一份特殊的当代中国文化宣言书。在这个重要文本中，文学特别是小说，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不再显得神圣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更广义的文化。作为会议的发起组织者，少功自然众望所归，成为会议的灵魂人物。南山会议后不久，少功即离开《天涯》杂志，去汨罗隐居。这个举动有象征意义。在喧嚣热闹的文坛和寂静偏远的乡村之间，少功选择了后者。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立场：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

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思想家，少功的思想没有明显的传承，没有清晰的谱系，既没有师傅，也没有同窗，甚至都没有相对稳固、长期保持交流的文人朋友圈子。他“自学成才”，是思想领域的孤勇者、独行侠。他的知识谱系和积累来自百科全书式的自由博览。

他以汨罗楚方言为精神的故乡。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是他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他对理论旅行、概念空转的经院学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与排斥。他信任语言又怀疑语言的有效性，相信语言之外仍有传播交流的路径和方式（如《暗示》所揭示）。

他把辩证思维内化为直觉乃至本能。他由衷地相信，高贵者的灵魂里也有卑贱的因子，聪明者的脑袋里多有愚蠢的想法，孤傲者内心有谦卑，富足者常感有匮乏。

他推崇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信奉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他在隐居读书写作的同时，深度融入当地民众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赢得了极大的尊重和信赖。他以一己之力，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汨罗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生态。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是从设计新的社会制度开始，来逐渐改造乡村。少功并未提出建设汨罗的新方案，他更多的是从解决民众的具体困难入手，以润物细无声的慢功，达成渐进式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无名的渐变运动，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他同时期的文学作品。

无可否认，近二十年来，很多人日益陷入精神的困顿迷茫，内卷、躺平、佛系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应这样的社会需求，以牟利为目的的假冒伪劣的心理咨询师无所不在。庞大的心理疾病患者群成了待割的韭菜。社会需要真正的心灵导师，需要答疑解惑的智者。少功正是这样的启蒙者，他四处奔走，开坛讲课，从大学讲堂到民间书院，从研究机构到民营书店，少功几乎有求必应，欣然前往。今年上半年，仅在海南，少功的讲座至少就有四次，如果加上岛外各种形式的讲学、对话、座谈等形式，他半年的思想文化“输出”活动不少于十次。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对于一个惜时如金、厌恶喧嚣的作家来说，如此“挥霍”时间简直难以想象。但少功就这样做了。

想起孟子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思想家，少功奔走讲学，正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有一大批“韩粉”，仍然在期待少功发新声，出新书。

在对话中寻求和坚守

——浅谈韩少功《理想，还需要吗》

张清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清华在《理想，还需要吗》北京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很多时候韩少功被称为当代作家中的“知识分子”，我认同这个说法。何为知识分子型作家?当然是能够真正思考中国现实与世界问题的作家，是有独立之精神、自主之思考的作家，而不只是“小说家”。其实还可以说得更直接一些，就是那些具有人文主义思想能力的作家，其中有的不惮于裸露自己的思想与态度，韩少功、张炜、张承志等都属于此类;当然，有的作家会喜欢将思想隐含得深些，不直接暴露其思想与观念等。

关于知识分子型作家，当然还有更深一层的拷问，即思考什么，思考的深度与水平如何，等等。而韩少功无疑是属于真正自觉地面对，且最具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的作家之一。

“介入”是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重要特征。根据萨特的理论，文学创作应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并推动社会变革，而不应“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我注意到韩少功从早期的反思时期的作品，到后来寻根时期的作品，再到90年代以来，一直是当代社会与文化思潮的重要参与者。从最初的历史思考，到后来的文化思考，再到现实与历史与文化的多维思考，尤其是对现实的思考，一直与当代社会变革的脉搏和节奏同频共振，密不可分。《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这些作品都是思考文化的延续、文明的消失、地理风习所承载的精神传统的不再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谓是一直参与话题并生产话题的当代作家。

因为“介入”，他也成为了美国批评家布鲁斯·罗宾斯所说的“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我当然不愿在概念的意义上理解韩少功的文化角色与身份，但如果不考虑人们种种可能的误解的话，那么此书所提出的概念，确乎非常适合描述韩少功这样的作家。何为“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布鲁斯是以巴勒斯坦裔的爱德华·赛义德这种从“地方性”出发而获及全球化视野的，具有公共意识的知识分子为例的。韩少功正是时下中国少有的具有广阔世界视野，同时又具有本土意识与批评立场的作家，因此可以说是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典型代表。我们从《理想，还需要吗》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思接千载、世通万里的视野，其思想的广袤空间，还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尖锐的危机意识、强烈的反思意识等等。

作为一部对话录，这本书中所涉及的话题领域，正是前面所说的作者观念的生动实践。从作者的文学世界出发，抵达观察的社会与时代的各个角落。我首先想到的是“对话”这种有意思的的形式，看起来它是一种“文体”，但背后实则是一种态度，一种平等交流的敞开，一种众生平等的观念——他几乎从不居高临下地教导，而永远是平等而谦逊地对话。这不止符合20世纪以来的一种普遍的文学观(“对话与潜对话”理论)，更是一种当代性的文化精神，即“主体性”不是一种威严的宣示，而是一种“我思我在”和“因对话而在”的普遍关联性的敞开。这不止是思想的真谛，也是文学的真谛。

其次是广阔的现实及物性。对话内容广及社会现实的一系列层面、现场和角落，同时也深及我们的认知、思维与世界观。当然，这不离文学和诗意的认同与激发，但也绝不耽于空谈，那种不及物的高谈阔论。思想性、及物性可以说是这部对话集的核心属性与价值所在。其中有的是属于当代知识界的世界性话题，如“地方性与世界性”问题，“科技时代的人文价值”问题，“AI时代谁将掌握文学的未来命运”的问题;同时，也有属于中国和我们当下自己的问题，如“测听时代修改的印痕”，这是与长篇小说《修改过程》有关的，关于中国人记忆与经验的哲学思考;“一种世界观的胜利”，这是基于电视剧《士兵突击》而展开的，关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迷茫的思考;还有“中国及东亚文学的可能性”，更是在世界历史与文学的格局中，看待和思考中国文学的方位的高瞻远瞩之论，读之豁然开朗。

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最珍贵的，就是少功几乎每一篇文字都在强调身体力行，强调劳动和田野调查，谈到他“躬耕陇亩”的经历，这是最为难得的。因为在当代，在柳青之后，已几乎不再有知识分子与作家落户乡村、身体力行地参加体力劳动的例子了。但韩少功却坚持了多年，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知行合一精神的当代体现，也是一个当代读书人保持主体认知与经验的现实感的重要方式。它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真正建立写作者的大众体验与现实体验，而也即是所谓“人民性”的真正根基，也是知识分子与作者自我人格的救赎与自我完成。从某种意义上，离开了这种血肉的交融和劳动的参与，所谓的人民性的情感是无所依傍的。当年海德格尔为了感受人的“劳绩”与“生存”的意义，亦曾亲自住到了黑森林的山区，与伐木工人亲密接触。韩少功的躬耕陇亩更无造作之嫌，就是感受劳动者的视角和经验，但这足以使他的写作和思考，获得生命的见证与精神伦理的有力支持。看到这一点，我就无法不产生由衷的赞佩。

总体而言，这既是一部文学对话录，也是一部人文对话录，更是一部广阔的思想录、随想录和忧思录，当代文化的启示录。

来源：“今日海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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