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与”俗世奇人“的故事（六）：“单筒望远镜”中的世界

“单筒望远镜”中的世界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社出版社）

继《炼狱-天堂》之后，冯骥才又陆续完成了他的“记述人生五十年”——《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和《漩涡里》里的写作。这是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的写作，详细记载了他一生中两次重要的“转型”：从绘画到文学，再从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艰难历程。他在《漩涡里》的序中这样写道——

“我的不幸是，没把多少时间给了纯粹的自己；我幸运的是，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我顽强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管成或败，我都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

在虚构类作品中，他则从描写天津人集体性格和人物群像的小说《俗世奇人》，转向老天津的另一半——旧租界，也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个转变是从2018年的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开始的。

一次，他在一家古董店看到一只旧租界留下的单筒望远镜时，顿时产生了创作灵感：还有比这更能表现早期中西之间文化误读的媒介了吗？单筒望眼镜是挤着一只眼看，有选择地看。从情爱来选择，就会选择美好；从文化上选择，就会选择不同和好奇；从人性来选择，就会选择交流；从对立上选择，就会选择仇恨与战争。于是他决定用“单筒望远镜”作为他构思了很久的一部小说的意象。

另一个原因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融，是他一直高度关注的研究方向。而天津，便为他提供了最佳研究平台。 因为这座城市有一种奇特的空间构成—— 一半是老城，一半是外国租界；一半 是地道又深厚的本土文化，一半是纯粹的西方文化，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同一城市，两个世界，人种、语言、面孔、器物、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形态迥然而异，蔚为奇观。在租界开辟的早期（殖民时代），这两个世界中间还隔着相当辽阔的旷野，彼此很少往来，相互充满好奇，还有各种猜疑与误解。种种匪夷所思的故事一直充斥在这个城市。他耳闻目睹，了然于胸，包括这部小说的生活原型。

小说的主人公欧阳觉是从浙江慈溪来津开纸店的欧阳老爷的二儿子。慈溪是什么地方？正是冯骥才的老家。一定是当年一个家乡青年与法国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传到他的耳朵里，才萌生了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的动因。 只是因为他从文学转向文化保护，没有了写作长篇小说的时间。但他不写，人物却时时“纠缠”着他，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横空出世”。 这是一种创作的本能。

把他们的异国恋放到怎样一个时空环境中来写呢？冯骥才想到了庚子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天津，这个悲惨的历史大背景。

一对异国的、语言不通的男女之间发生一段离奇的情爱故事，必然会产生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火花。欧阳觉是在哥哥的纸店中邂逅莎娜的。当莎娜在欧阳觉陪同下逛娘娘宫时，立刻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理——从街头游人的穿衣打扮到女人的小脚，从庙会的戏台到全身长满眼睛的神象；而欧阳觉也被莎娜随身携带的一只单筒望远镜迷住了。当他从望远镜中清晰看到宫南大街全景时，竟惊异地叫出声来，感觉自己变成了“千里眼”！

在本书的导语中，冯骥才用一段“绕口令”般的句子，总结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正如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中的男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

当这对异国青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亲密时，天津兴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将他们推向了时代大潮的风口浪尖。欧阳觉想去租界找莎娜，却被误认为奸细落入义和团手中。他逃脱不成，却无意中获知了义和团的政治主张、组织成员、坛口生活、信仰法术、战斗方式和各色人等。故事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去租界找莎娜，莎娜也到老城去找他，最后的结局是，她不但没有找到他，反而被当成奸细受尽侮辱生死不明。当欧阳觉被义和团裹胁进攻租界，大难不死回到老城时，见到的竟是八国联军屠城后，家破人亡的惨烈景象。

“只有一个单筒望远镜作为意象还不够，”冯骥才在谈到《单筒望远镜》的创作时说，“我还用了一些天津的特色景观，比如小白楼。我在做天津城市历史建筑调查时，发现早期的租界边缘有一种建筑很特别。它的窗子并不开在南边，而是东西两边，东边朝着租界，西边对着天津老城。我把它写到小说中，作为男女主人公相互欣赏对方的瞭望点，作为他们尽享情爱快乐的天堂。 又如欧阳家那棵盘根错节的大槐树，就是天津老城文明的一种意象。我在开篇便写了一连串’吊死鬼’、乌鸦、火灾这些灾难性的暗示，与结尾的大悲剧遥相呼应。我认为意象可以无限深化小说的内蕴。这一点，我从《红楼梦》中得到了深刻启示。”

“画面感，是我写作欲望与快乐的源泉之一。小说的画面感能像电影定格一样，把一个个关键的细节清晰地传达给读者。写到小说最后几页时，我想尽快收尾，把这残酷又惨烈的结局塞给欧阳觉，猛烈地撞击他的视觉，也撞击读者的视觉。我故意没有做细致的描述，更没有煽情，只把一个又一个酷烈的场景像电影蒙太奇那样展示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我还用了一个中国绘画与戏剧艺术的独特手法：空白。比如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有意叫他们下落不明——大少爷欧阳尊和喜凤，义和团的朱三，包括莎娜和刘十九。这样处理一方面是在那种大劫难与时代变乱中，有的人就是擦肩而过，有的人就是不知去向或不知所终。空白处理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空白留给读者去猜测和想象。作品的内容不能全由作家告诉读者，一部分要留给读者发挥想象的空间。只有让读者参与到创作中来，作品才有更宽阔的空间，阅读才有更隐秘的快感。

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与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相比，《单筒望远镜》是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 他在《俗世奇人》中追求地域性，人物对话语言全是地方土语，文本的叙述语言中也揉进

一些天津话的元素，比如天津人的强梁、幽默、戏谑、好斗、义气等等。但在《单筒望远镜》的审美上，却不追求地域性，叙述语言中也没有主动放进天津话的元素。 比如欧阳觉这个来自浙江的移民的身上，就基本没有天津本土人的气质。而义和团人物刘十九、三师兄、朱三等也不是用“市井奇人”的方式，而是用民间史诗与传说人物的手法。

《单筒望远镜》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同时又是一部警世之作。今天，还有人记得百年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八国联军屠城这段历史吗？还有人记得我们的前辈遭受的苦难和做出的牺牲吗？本来，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是可以和平共处、文明互鉴的，但是，当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交融变成了杀戮和毁灭，一场美好的异国恋情也随之灰飞烟灭。这既是故事，也是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