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后，立下大功的李德生为何作检讨？吴忠：他打错了电话

1971 年 “九一三事件” 爆发，这一重大变故犹如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国内政坛掀起了惊涛骇浪。由于职位的特殊性，吴德、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政委与司令，成为最早知悉这一惊人消息的人员之一。彼时，毛主席与周总理对局势有着敏锐且深刻的洞察，鉴于吴德、吴忠所处岗位对于稳定首都局势的关键作用，对他们予以了高度信任与重用。
周总理迅速代表毛主席和中央，紧急召见吴德、吴忠，神情凝重地向他们下达了至关重要的指令：北京卫戍区即刻执行紧急战备任务。当时，整个局势尚不明朗，诸多细节仍在迷雾之中，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混乱与恐慌，周总理特别强调，对于 “九一三事件”，在北京市范围内严格保密，仅限吴德、吴忠二人知晓，严禁向其他任何人透露。当然，若其他人通过其他渠道偶然获悉此事，与吴德、吴忠二人无关。
同时，为防止一些心怀不轨之人趁机浑水摸鱼、制造事端，周总理进一步指示吴忠、吴德，在后续执行紧急战备任务的过程中，所有行动仅向自己负责并报告。在此特殊时期，周总理仅调动了卫戍区这一支部队，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行动，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封锁北京所有机场，严格限制所有飞机起飞。
接到命令后，吴忠、吴德深知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他们迅速组织卫戍区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进驻北京所有机场。到达机场后，部队有条不紊地展开行动，在机场跑道上设置了大量障碍物，同时将所有飞机的油料全部抽光，并对机场油库加强看守，部署了重兵。驻守机场的卫戍区部队全员荷枪实弹，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周总理明确授权，若有任何一架飞机在没有接到自己命令的情况下强行起飞，部队有权开枪开炮击毁。
吴忠，这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在面对如此复杂且危急的情况时，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素养与果敢的决策能力。他深知此次任务的特殊性与严峻性，严格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卫戍区的部队调动进行了精心安排，打破了以往雷打不动的建制与指挥关系，重新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指挥体系。这一举措虽然大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极为必要。吴忠的这一决定，起初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他的理由充分且极具说服力，很快便说服了吴德以及后来参与此次行动的卫戍区政委杨俊生。
吴忠分析道，此次紧急战备任务极为特殊，它并非通过常规的军委、总部下达，而是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中央直接传达给卫戍区，并且特意强调只对周总理一人负责，这在以往从未有过，足以见得此次任务的特殊性与敏感性。此外，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他们与林彪的关系众人皆知，且四人皆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倘若将此次行动报告给军委、总部，他们必然会知晓，届时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利于稳定局势的举动，而卫戍区将难以阻止。更何况周总理的意图十分明确，要求对 “九一三事件” 的消息严格保密，卫戍区的各项行动一旦上报，势必会引发不必要的动荡，各机关将出现各种猜疑和躁动，整个局势恐将难以控制。
吴忠、吴德、杨俊生统一意见后，立即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向卫戍区机关和部队下达命令：从即刻起，只执行周总理办公室以及他们三人的命令，对于军委、总部的其他电报、电话，只接听不回复，所有行动部署一律不上报。而在他们三人开会统一意见的同时，卫戍区部队已经在之前下达的命令下开始迅速集结，各级主官也迅速进入相应的指挥岗位。随着三人一声令下，卫戍区部队如猛虎下山般火速行动起来。在 13 日黎明时分，卫戍区部队全部就位，成功完成了对北京严密控制的任务，为稳定首都局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日，军委下达命令，调某机械化军和一些坦克师、炮兵师进京，以加强战备力量，并指示所有进京的部队归卫戍区统一指挥。对于吴忠而言，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如此规模庞大、多兵种合成的机械化兵团，他的内心既激动又紧张，但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沉稳的性格，他没有丝毫慌乱。毕竟，我军首支机械化部队便是由他一手建设而成，他曾担任第一机械师师长长达 5 年之久，对机械化部队的指挥有着深厚的功底。
“九一三事件” 后，虽然整体局势并未出现大规模动荡，但空军内部还是暴露出了问题。陆军由于规模太过庞大，除毛主席外，几乎无人能够完全掌控；海军因为有肖劲光坐镇，李作鹏难以肆意妄为；唯独空军，吴法宪深度参与空军的创建过程，从空军副政委一步步晋升至空军政委，最后成为空军司令，在空军任职长达 21 年，受林彪的影响最大。
在 “九一三事件” 发生时，周总理迅速派出时任总政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的李德生，代替自己前往空军，坐镇作战值班室。李德生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稳定空军局势立下了大功，周总理对他的表现尤为感念。然而，在处理后续的一个问题上，李德生却犯了关心则乱的错误。
在林彪所乘飞机北逃前，空军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提前收到消息：取消第二天一早飞广州的计划，赶快找飞机北逃，到国外会合。可以说，周宇驰带人抢夺飞机外逃的时间，与林彪北逃的时间基本一致。周宇驰带着于新野等人，抢在卫戍区部队进驻机场前，匆忙赶到沙河机场，乘坐直升机起飞。当时，禁飞令已经下发，但周宇驰手握林彪的手令。坐镇空军作战指挥室的李德生最先收到这一消息，他立即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闻讯后，也显得有些急切，语速极快地指示道：“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让它飞走！要让它立即迫降，迫降不成就打掉，坚决打掉！” 接到指示后，李德生命令北京军区空军，派出 8 架战斗机去拦截。然而，由于直升机与战斗机的飞行速度相差太大，战斗机难以接近直升机。见此情形，李德生果断下令，战斗机朝直升机开炮。在李德生部署战斗机行动的同时，接到周总理命令的吴德、吴忠，也迅速调派卫戍区部队和相关民兵前往附近地面待命，一旦直升机迫降，就立即进行控制，确保机上的一张纸都不能丢失。

13日凌晨5点左右，卫戍区渤海所向吴忠报告：发现直升机迫降现场，迫降现场已被包围和严密封锁，机上5人3人身亡、2人被抓，我们正在组织人员继续搜寻现场和附近地区。

吴忠立即作出指示：“对迫降区域进行戒严，严密保护现场。没有中央的指示，任何人不得接近。同时清点好直升机上物品，搜索附近地域，不放过任何一个有问题的地方。”
1个小时后，一支空军部队来到直升机迫降现场，向负责戒严的卫戍区部队提出：把直升机、直升机上的人和直升机上的一切物品，交给他们。卫戍区部队收到的是死命令，肯定不愿交，所以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这支空军小部队见状，连忙解释自己也是收到命令行事的。戒严的卫戍区干部遂把此事上报到吴忠、吴德处。二人的意见很统一，那就是不交。
吴德、吴忠都认为：空军出的事，这些人和事又交给空军处理，显然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周总理没有指示，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允许进入该区域。
而李德生那边，听闻卫戍区不让空军小队执行自己命令，选择直接把电话打到渤海所（没通过吴忠等人），要求把有关直升机的一切物品，送到空军司令部。而且这样的电话他一连打了两通。
吴忠收到渤海所报告后，更不敢放空军的人进去了。他决定先斩后奏，把空军的械缴了，再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没有责怪吴忠的胆大行为，反而大为赞赏，夸他处理得很好，并重申了一遍：卫戍区全权负责直升机迫降地域的警戒任务。
李德生因这两通心急的电话，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检讨。吴忠后来回忆：我想不通这两通电话为什么，猜测可能是经验不足导致的。
从李德生后来一升再升的职务来看，那时确实是过于急切的无心之失，毛主席、周总理都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