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伊朗要么亡教，要么亡国？

2025年夏，德黑兰的权力中枢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却撕裂性的危机。

这场危机不是源于以色列的空袭，也不是西方的制裁，而是源于伊朗政体内部结构性的矛盾——教权体制与国家机器之间的全面冲突、门阀制度的利益裂解，以及“革命子弟”与“建制官僚”间的深层斗争。

在伊斯兰共和国四十余年的权力构造下，一种极端撕裂的现实正在浮现：这个国家正处在“亡教还是亡国”的十字路口，找不到不代价极大的出路。

一、教权体制的最后挣扎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建构了一种特殊的政体：政教合一，但并不等于神权专政。

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代表的什叶派大阿亚图拉集团手中，这一集团以“护法者”的身份架空总统、议会乃至军队，通过“监护法学家制度”（Vilayat-e Faqih）垄断国家资源和意识形态。

其核心不在于治理效率，而在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与“什叶派历史使命”的延续。

这一体制最初确实为伊朗提供了某种稳定，尤其在两伊战争与美伊对峙中构筑了民族主义与宗教合法性的统一。

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结构出现严重异化：教士集团脱离社会现实，以宗教特权者的身份掌控经济命脉，垄断司法解释权，并通过“革命卫队”维持政治镇压。教权沦为既得利益集团，信仰退化为工具，民众逐渐对其丧失信任。

尤其在2022年阿米尼事件后，大规模女性抗议成为社会动员的新引擎，“去头巾化”不再仅仅是性别议题，而是民众对教士集团日益异化的不信任宣言。

大量年轻人不再认同“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教权集团面临的，不是一次次“颜色革命”威胁，而是其统治话语的全面破产。

二、军权与建制官僚的隐性分裂

如果说教士集团象征着政体的意识形态核心，那么伊朗革命卫队（IRGC）则是这一政权的铁拳。

革命卫队不仅仅是军事组织，更是经济实体、情报机关与国家机器的中枢：它掌控伊朗绝大部分能源、建筑、通讯、媒体与外贸资源，是一个准国家中的“国家”。

然而，革命卫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地的地区扩张遭遇重大挫折，加之国内经济濒临崩溃，部分中下层军官与技术官僚对“输出革命”逻辑产生质疑。

在2024年以色列定点清除伊朗核武高层后，革命卫队内部分裂更加明显：一派主张继续对以强硬报复，以维系政权强人形象；另一派则倾向收缩防线，避免陷入大国陷阱。

更为隐秘的，是一部分官僚集团正试图绕开最高领袖办公室，建立“技术官僚—温和保守派”的平行权力体系。他们深知，若无经济改革、外资引入与结构调整，伊朗将难以维持国家层面上的最低运转。

而教权集团对这些改革极度警惕，担心“改革就是自杀”，反复否决国家层面向西方靠拢的尝试。

这种“教权—军权—官僚”三元结构中的张力，正在转化为政体不稳定的主轴。高层不断传出“政策扯皮”、“决策真空”的信号，本轮危机并非源于外部打击，而是制度本身的互相否定。

三、门阀化与“革命子弟”的世袭化

1979年革命打破了伊朗王室的贵族统治，却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重新建立起一种“革命门阀”体系。

教权集团、革命卫队高层与国有经济掌门人之间，这些“革命子弟”占据国外顶尖大学的席位，在国内则掌控关键行业、政府要职与媒体资源，逐步形成一个垄断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特权阶层，既享受体制红利，又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

这些“革命子弟”事实上并不信仰伊斯兰革命理念，更多是以此为政治通行证。他们对内镇压、对外谋利，却早已在迪拜、土耳其、加拿大设立离岸家族信托，准备随时撤离。这种分裂的认同——既享受革命成果，又不承担革命责任——正在引发新一轮阶层对抗。

底层民众对这些“新贵”的愤怒，远胜于对外敌的仇恨。他们既不接受教权集团的道德绑架，也不认同“红色门阀”的合法性。当“信仰”与“权力”彻底分离，政权就失去了任何凝聚力。

四、本轮危机的导火索：从外部打击到内爆临界点

2025年伊朗所遭遇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危机”，而是一种全维度的“内爆”：意识形态破产、统治阶级分裂、经济濒临崩溃、社会信任坍塌、国家身份错乱。

以色列的空袭、美国的制裁、地区的孤立只是加速剂，真正将伊朗推向深渊的，是其政体自带的“宗教专制+军阀经济”二元悖论。

最危险的，不是街头的骚乱，而是高层的僵局。无人有能力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达成妥协，革命卫队控制信息流与公共秩序，教权集团控制司法与人事任命，技术官僚被边缘化，改革派被系统性剿灭。没有妥协机制，国家只能走向“非理性清算”。

2025年春，内部曾传出高层“去哈梅内伊化”的议程，但很快被宗教保守派压制。几位有改革意图的部长被指控“背叛伊斯兰理念”，相继辞职或被捕。这一波人事清洗彻底打破体制内的“改革幻想”，使危机转入失控阶段。

五、出路何在？政体重塑与信仰断裂的不可避免

伊朗的未来走向，已经难以在“改良”框架内解决。从现实路径看，大致存在三种可能：

1.“强人解决”路径：由革命卫队内部某位强硬派军官发动政变，终结教权集团的实权，建立一种“世俗军政国家”，类似纳赛尔时期的埃及。这将是一场大清洗，代价巨大，可能引发内战。

2.“和平转型”路径：在国际压力和内部共识下，推动一场“去教权化”的宪政改革，逐步恢复世俗法治和民选制度。但当前缺乏有足够实力的政治中间派或全民信任的协调者，这一路径几近幻想。

3.“长期沉沦”路径：即现有体制继续摇摇欲坠地维持下去，通过不断镇压、资源转移和舆论操控延长其寿命，但代价是经济崩盘、人口外逃与国家彻底边缘化。

现实可能是三者的某种交织，但核心已明确：旧有的“教权—军权”架构已无法支撑现代国家的复杂治理。伊朗面临的，不再是改朝换代式的权力更替，而是一次国家结构与身份的全面重构。它可能成为什叶派政权的终点，也可能开启中东政治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