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至安之世”有何深意？构建社会理想，人情与人性才是关键？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具有时代责任感、使命感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对建立一个怎样的理想社会，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

韩非十分明确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叫作“至安之世”，并对“至安之世”有完整系统的描述。

那么，韩非子的“至安之世”是什么样的呢？今天，不妨就让我们一块来掰扯掰扯吧！

韩非描绘了一幅太平无事的理想社会——“至安之世”美好图景，“至安之世”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至安之世”是遵从“人性”和“人情”的社会。韩非所说的“不伤情性”，就是遵从“人性”和“人情”。

以往人们习惯认为，韩非所说的“人性”和“人情”就是趋利避害：“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

实际上，这仅仅是韩非所指的“人性”和“人情”的一个方面。

“不伤情性”所指的“人性”和“人情”，还具有每个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需求等意义，如“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君臣相亲，父子相保”等就是“人性”和“人情”的合理需求。

也就是说，韩非所说的遵从“人性”和“人情”，不但是指人们对某些状态的反感，而且是指人们对某些状态的需求、向往；不但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而且是指人的社会属性。

第二，“至安之世”是有规矩的社会。有规矩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是否合乎道和法。

人们做了合乎道和法的事情，就可以使自己及家人得到奖励而带来幸福，做了不合乎道和法的事情，就会让自己及家人受到惩罚而带来祸害。

人们是得到奖励，还是受到惩罚，不会依据君主的爱憎，而是依据人们本身遵循还是违反了道、法：“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

第三，“至安之世”是“和平”的社会。“和平”指的是社会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而不会遭受战争之苦：“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

第四，“至安之世”是“安宁”的社会。“安宁”既是指每个人内心平静、无忧虑、对别人、对社会、对国家无怨恨：“心无结怨”，又是指人与人之间没有纷争：“口无烦言。”。

第五，“至安之世”是个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会。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定的自主性体现在，一方面，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的是正面肯定的评价还是负面否定的评价，关键在于自己而不是在于别人：“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另一方面，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尊贵还是卑贱、是受到惩罚还是得到奖励，英明的君主会完全看这个人的行动而不掺杂个人的爱憎情感：“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韩非“至安之世”社会理想的提出，一方面根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根源于其“道”的哲学。

“至安之世”社会理想是韩非“道”的世界观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体现。

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个最普遍的范畴，先秦诸子对道这一范畴基本上都进行过自己的阐述，韩非更是把道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并以自己的视角解读道，确定了道的基本内涵：首先，道是所有事物发展变化的总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然也。”

其次，道是万物的根源：“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再次，道借有形之物来显示自身的作用：“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

即道借天地、日月、星辰、五常等有形之物来显示自身的作用。

韩非不仅以自己的视角解读道，明确了道的基本内涵，而且对道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把握。

在韩非看来，道既是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的有机统一，又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

首先，道是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的有机统一。

《扬权》篇指出：“天有大命，人有大命。”王先慎认为：“昼夜四时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节，人之大命。”

按照王先慎的理解，韩非已经充分认识到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规律。

韩非在《功名》篇中指出：“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穂；……得天时则不务自生”。“千钧得船则浮，镏铢失船则沈（沉）。”

在韩非看来，“天时”是自然规律，“千钧得船则浮，镏铢失船则沉”也是自然规律。

当然，韩非更多是阐述人类社会规律，并且把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有机统一起来。

在韩非看来，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理想状态，但还远远不够，更必须遵循人类社会规律。

韩非把遵循自然规律和遵循人类社会规律统一在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之中。

韩非阐述人类社会规律，既有抽象的概括，又有具体的说明。

韩非在《观行》篇中指出：“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在韩非看来，这里所说的“信数”就是指人类社会规律。

另外有些时候，韩非用人情、人性来表达人类社会规律。

韩非在《八经》篇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八经》）在韩非看来，人情就是人类社会规律。

《说林上》篇说：“‘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见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在此韩非用十分具体的事例分析人类社会规律：乐羊的“巧诈”是非人性的，是令任何正常人都会怀疑的，也就是必须否定的，而秦西巴的“拙诚”是遵循人性的，是值得人们信任的,也就是应该肯定的。

其次，道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

《扬权》篇指出：“夫道者，弘大而无形……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

在韩非看来，道一方面“无形”地与“群生万物”相伴而不可分离，另一方面“群生斟酌用之”，这就意味着韩非已经意识到，一方面道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即道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各种具体事物对道的遵循各具特点，即道对不同的事物的作用以及各种具体事物对道的遵循来说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韩非已经意识到道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

韩非在明确“道”的基本内涵、把握“道”的特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对待“道”基本态度。

《解老》篇指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动弃理则无成功。”

在韩非看来，遵守“道”去做事，就可以把事情做成，反之不遵守“道”去做事，就没有办法把事情做成。

而且人们在“道”面前也不纯粹是被动的，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显学》篇指出：“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矣，恃自圆之木，则千世无轮矣……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

这里韩非】，人们发挥“隐栝之道”行事，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