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而 “自由”？——昆廷·斯金纳与自由的争议性历史

作者｜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

美国耶鲁大学肯特校长法律与历史教授

“从何而自由？”弗里德里希·尼采笔下的反先知曾如此诘问。他对答案漠不关心。“这对查拉图斯特拉有何意义！你灼热的双眼当告诉我：自由为何？”如今八旬高龄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其职业生涯后半段始终强调：西方近几个世纪的政治与哲学传统中，我们承受了一项重大失落——失落了共和主义“免于支配的自由”愿景，取而代之的是当今盛行的、更具现代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免于干涉的自由”。然而，恰如尼采哲学寓言中的镇民，斯金纳从未对“自由为何”展现太多兴趣。

作为当代首屈一指的观念史学家，斯金纳的思想史著作令人叹为观止。自早期始，他便跨界诸学科，赢得异常广泛的读者群，并推动政治理论的革新。20世纪90年代起，他不再执着于早期学术中的古文物研究倾向，转而宣扬其研究对当代的意义——尽管在此过程中，斯金纳仍近乎固执地迷恋着共和主义传统中的古老自由观。

自由再次成为斯金纳新著《以独立为自由：一个政治理想的生成与幻灭》的核心议题。这部史学著作旨在精准追溯古老的共和主义自由概念在被更现代的自由主义概念取代前的存续时长，同时重新评估“反对支配”的斗争对当代左翼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该书主要聚焦于这一古老自由概念，它对现代性重新定义解放条件的方式视若无睹。

学者生平与学术脉络

斯金纳1940年生于曼彻斯特附近，成长于苏格兰裔家庭。其父曾服役于皇家海军，后赴西非担任殖民官员，母亲随即追随前往。被父母留居英国的斯金纳就读于寄宿学校，自剑桥大学本科阶段便崭露锋芒。与今日撰写论文却难觅职位的学生不同，斯金纳甚至无需获取博士学位——其天赋如此显著，21岁便成为剑桥大学教师。

斯金纳的学术声誉很大程度上源于1969年出版的《思想史中的意义与理解》，这篇振聋发聩的檄文批判了两类政治思想史学家：要么忽视经典文本的观念语境，要么将其简化为物质条件。斯金纳反感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还原论方法，禁止将观念研究与物质关切相联系，因而拒斥建构普遍社会理论；更甚者，在处理思想史时，他坚决反对“现时主义”（presentism）。“更直白地说，”他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学会独立思考”。

这篇檄文确立了他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领袖的地位，该学派恪守斯金纳的方法论原则。他将早期对17世纪英国的研究拓展至整个近代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是1978年的经典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该书成于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五年任期。此后他重返剑桥，担任数十年教授。在从学界最高职位——由君主任命的钦定现代史教授（Regius Professorship of Modern History）——强制退休后，斯金纳转至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持续教学写作直至2022年二次退休。

尽管职业生涯早期以反对唯物主义与现时主义为标志，但中期的斯金纳开始放宽部分禁令。他阐释道：观念之所以重要，因其要么为政治秩序合法性辩护，要么成为变革政治秩序的方案——由此，观念必然以某种方式与周遭世界相关联。斯金纳亦放弃了对现时主义的敌视：他断定，过去的观念于今仍具意义，至少对所有渴望超越先入之见、构想另类未来的人而言如此。

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历史脉络

在诸多古老观念中，斯金纳对“共和主义”及其自由理想的历史最为钟情——这一兼具古典与现代特质的传统，将“免于支配与依附”视为最高自由目标，而斯金纳将其复兴以供同代人重思。

对这种自由形态的追求始于罗马思想家对共和制的怀旧，以及法学家将“作为自由人而非奴隶”的意义置于核心的努力。斯金纳此前关于该主题的著作，如2008年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聚焦于他偏爱的17世纪，试图揭示托马斯·霍布斯如何以“免于干涉与限制的新自由理想”为名，颠覆共和主义自由观。而在《以独立为自由：一个政治理想的生成与幻灭》中，斯金纳试图拓展历史视域，以证明共和主义在后世冲击中如何存续，又如何最终被弃置与取代。

为论证其观点，斯金纳考察了极为广泛的英语文献。他的目标不仅是探究“作为独立的共和主义自由”的存续时长，更试图细致记录“作为不干涉的自由主义自由”如何兴起并取而代之——尽管这种取代并非“一蹴而就的霸权突破”。

约翰·洛克（John Locke）是仍忠于共和主义自由传统的重要人物。尽管洛克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奠基人，但斯金纳指出，洛克实则最关注“使自由人得以保护自身免受国家专断权力侵害”的政治条件。洛克远非预示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日后所称的“仅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而是为18世纪“自由国家”观念奠定基础——这一理想被移植至北美，成为1776年美国革命的核心诉求。

自由国家即便在专制统治仁慈或仅让人民独处时，也拒绝接受专制。剥夺人民参与统治的权力——即便仅指偶尔同意君主身份——也会将其降为共和主义者所谴责的“奴役状态”，与自由截然对立。洛克以自然权利与社会契约论阐述其论点，但在捍卫革命权时，他实则希望人们重获“掌控政府形式的自由存在”之身份。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分野

如斯金纳所示，1704年辞世的洛克并非18世纪唯一持共和主义论点者，辉格党人亦然。与洛克相似，他们对自由的构想更侧重“权利与法治”，而非其罗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前辈。他们主张：若权利得以遵守、法律得以施行，君主的专断权力便可被遏制。

斯金纳认为，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先驱的观点——对他们而言，权利与法律未必与“为自由民保留权力”相关联。他们辩称：开明专制者可能对臣民干涉更少，即便其拥有更强的强制力。继其学生的研究后，斯金纳进一步揭示美国革命者如何试图从这种“反革命”且“亲帝国”的“免于干涉的自由”理想中拯救“独立”。

某种意义上，斯金纳在此重审了殖民地美国与美国早期史学界数十年的争论。20世纪60至70年代，波考克（J.G.A. Pocock）在《马基雅维里时刻》、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中提出：美国起源并非如既往史学声称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共和主义。

斯金纳的历史叙事试图为英国提出类似论断，不仅援引洛克与辉格党人，还包括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等共和主义自由理想的倡导者。但他亦追问：为何这种共和主义会消亡？若波考克与伍德正确，那么问题出在何处、何时？为何18世纪后，英国自由主义者接纳“免于干涉的自由”，却抛弃“免于支配的自由”？。

共和主义的现代命运与斯金纳的理论局限

斯金纳当然承认，共和主义从未彻底消亡。他提及19世纪转向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以对抗工业资本主义压迫的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煽动者与劳工组织者，如“劳动骑士团”（the Knights of Labor），亚历克斯·古列维奇（Alex Gourevitch）在《从奴隶制到合作联邦》中已有记载。正如布鲁诺·莱波尔德（Bruno Leipold）与威廉·克莱尔·罗伯茨（William Clare Roberts）在《公民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地狱》中所示，卡尔·马克思本人亦有共和主义倾向。

但对这些更趋左翼的思想史著作，斯金纳态度矛盾。他试图表明：尽管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存在关联（促使许多工人希望同时推翻两者），但自由模式的选择并非仅关乎经济形式。斯金纳写道：“免于干涉的自由”“远早于18世纪商业社会的兴起”。因此，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直接关联“无法解答核心历史谜题”——为何这种“新自由观”能“在18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不到二十年间，骤然登上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斯金纳对此谜题的解答是：此时期两种反革命政治形态占据主流。其一是回溯封建主义与教权主义的反动版本（虽在英语世界从未强盛）；其二是更盛行于大西洋彼岸的“敌视左翼的自由主义”——它将霍布斯对君主制的反革命支持引入新世界，在此，自由派精英剥夺大众自治权，却保证其“个人与财产不受干涉”。

自由理论的现代性重构与批判

斯金纳在《以独立为自由》结尾处为"独立之自由"的当代价值作出了有力辩护——这一立场完全可以理解。如他所言：若妇女或工人处于依附状态，即便未受“公开强制或干涉行为”伤害，仍属被压迫。假设其“理论上可自由辞去不公工作或脱离父权婚姻”，却未考量为何此举常“危险或不可行”。同理，若全体人民缺乏民主代表权或权利，即便政府声称“为其利益行事”或“避免伤害”，也无法改变其“依附之苦”。

斯金纳对古今自由概念的论证颇具说服力，但若试图复兴自由主义所提供的“狭隘自由观”之前身，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对“免于依附的自由”与“免于干涉的自由”，均可追问“自由为何”。“以独立为自由”作为概念与理想，令人联想到古典世界——在此，骄傲的主人（依赖其控制的妇女与奴隶）可免受他人专断意志，因其自由通过支配他者得以保障。但斯金纳专注于复兴古典自由理想以对抗现代性，最终忽略了现代世界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形式提供的最具启发性的自由形态。

斯金纳职业生涯后半段始终质疑并补充伯林的“消极自由”范畴，却未认识到伯林“积极自由”范畴的意义，从未追溯其历史或重思其价值。尽管他关于共和主义“自我掌控”理想败于“自由主义”的叙事颇具力量，却忽略了锻造新个人与社会意义的可能——如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理想：其寻求的并非自我掌控，而是将自由视为“个性”而非“独立”。因与美国革命标榜的“以独立为自由”不同，法国大革命的解放承诺催生了对“作为自我创造的自由”的诉求——激进作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称之为“本真性政治”。

在斯金纳所界定的“免于干涉的自由”获胜后很久，自由主义仍在捍卫这种解放理想。伯曼最终主张“积极自由需要社会主义”，而其师（亦为斯金纳老友）、哈佛政治理论家朱迪思·施克莱（Judith Shklar）正确指出：直至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者才完全接纳“自由即无约束”。恰在此时，尼采断言：在已然成型的自由主义社会框架内，根本不存在实现积极自由的可能——这位德国哲学家眼中，此类社会不过充斥着市场化与暴民统治。

斯金纳忽视“积极自由”传统的原因有二：其一，该传统具鲜明现代性，未出现在他绘制的“从古典到文艺复兴及之后”的政治思想地图中；其二，其思想渊源为基督教而非希腊-罗马传统，而斯金纳对宗教兴趣寥寥。但人们不仅能在霍布斯政治理论中发现“自我创造”的模板（其框架深受基督教影响，将“创造国家的创造力”赋予人类，一如上帝“凭圣言创造世界”），亦能在诸多将“自由即创造力”视为最高世俗目标的现代思想家中寻得踪迹。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便是典范，其对“个性”的赞美堪称经典。斯金纳提及密尔时，仅将其视为“免于干涉的自由”的使徒，却忽略了密尔以自由之名对“集体与国家权力”设限的深层意涵。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亦然，其理想化那些“致力于美化美本身”并寻求“超越自然之物”的创造者。若此为自由主义核心，那么马克思在主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时，实则继承了这种自我创造的诉求。

自由叙事的重构与当代启示

斯金纳承认：若求独立，必求“行动无干涉无阻碍”。他称：在被取代的旧观念中，自由在于“足够独立以利用无约束之境”。此论合理。但从“作为自我创造的自由”视角看，同理可证：若遇阻碍或受他人掌控，现代自我创造便无可能。然而，摆脱二者未必能保证（甚至未必促成）“如何运用自由”。

简言之，自由主义者并非仅崇拜“狭隘的不干涉”；若马克思是共和主义者，那也仅是其多重身份之一。斯金纳关于政治思想史当代意义的论断完全正确。但如今若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欲求相关性，或许需对其曾提出的自由概念保持开放。自由的宏大叙事不仅关乎共和主义的独立理想如何被崛起的自由主义所取代，更在于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共同开创的"自我创造的自由"理想——尽管时至今日，他们仍在挥霍这一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