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点个烟花如何带走694条生命？回顾1977年伊犁2.18火灾事故

事故简介：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礼堂火灾（又称“二·一八”火灾）是1977年2月18日晚22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力玛里的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今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一团场）礼堂的火灾。火灾死亡六百九十四人、烧伤致残一百一十一人、轻伤五十人。

1977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一，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境内，今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六十一团场）计划于当晚21时在团场俱乐部露天放映朝鲜电影《战友》。

可是，当天有寒流天气，当晚室外的气温要低到零下30℃，露天看电影的话一场电影没看完搞不好很多人会被冻成冰疙瘩。鉴于组织来看电影的人员大多都是六十一团场子弟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合校，当时共有学生一千六百余人）的学生，年龄大的17岁、年龄小的6岁，都是孩子，孩子的身子板肯定是顶不住严寒的，都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冻坏了哪个都舍不得！

老照片 放映露天电影

因此，团场政委周政夫在20时45分临时改变决定，电影改在位于俱乐部露天场对面的团场礼堂放映，从室外转到室内，不用挨冻了，大家都很满意，都说周政夫政委真是大大的好人（这里打个伏笔，因为不到半天后周政夫政委将成为整个团场的“公敌”）。

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礼堂完工于1966年，总面积760平方米，实用面积601平方米，室内长42米、宽14.52米、顶高7.2米、墙高3.7米，可以容纳一千人。其屋顶是用木条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没有梁，使用木板盖面，覆盖有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1972年，礼堂正门外面加建一座柱廓，有两个直径1米的柱子充作支撑。

原本礼堂总共有七扇门和十七个大窗户，1975年3月团场党委在改造礼堂的时候用砖头将十七个大窗户全部砌了起来，每个窗户各留下一个宽0.6米、高1.4米的窗洞。1976年2月，团场党委对礼堂进行了第二次改造，礼堂南北三个大门被砖头砌死，除了礼堂南侧留下一个宽1.6米的大门外，其余的三扇没被砌死的门都被上了锁或者用铁丝拧住。

2月18日21时，礼堂开始放人入场，至21时30分，总共有九百九十四入场就坐，21时32分电影正式开始放映。当时《战友》这部拍摄于1958年的战争片在中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当时中国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旺盛但可供选择的文化产品却相对匮乏，所以每到组织放电影，就如同赶大集过大节一般备受群众的欢迎。

朝鲜电影《战友》宣传画

22时20分，也就是电影放映到48分钟的时候（《战友》总片长84分钟），礼堂屋顶后半部分的屋顶突然冒出烟雾，但是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被电影情节所吸引，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但是不到10分钟后，礼堂前部的屋顶也开始冒烟。又过了几分钟，正在放映电影的银幕以及悬在屋顶上的电线出现明火，礼堂前半部很快也出现了明火，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大乱。由于现场内的近千人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哪里遇见过这样的场面，顿时哭声一片，喊“爸爸”“妈妈”的，叫兄弟姐妹名字（当年独生子女才是少数，基本都有兄弟姐妹）的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老照片，在伊犁地区放电影的放映队，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是最受基层群众欢迎的一群人

混乱的人们试图逃生，但礼堂的七个门被封了六个，只剩下一个正门，如果保持秩序鱼贯而出，场内至少大部分人是有机会逃生的，但在场面已经完全陷入混乱的情况下还要保持秩序显然是天方夜谭，随着屋顶的木板、油毡、沥青纷纷带着火焰坠落入人群中，每坠下一块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很快体弱者就因为体力不支或者夺路而逃中的推搡而倒地，紧接着就发生了踩踏——

由于火势蔓延的过快，当礼堂外的人发现明火的时候，整个礼堂内已经一片火海，不断有人从唯一的门中跑出来，扑救已经来不及了，外面的人只能尽量把逃出来的人拉离火场。但随着火势的很快变大，逼人的热浪让外面的人已经无法靠近火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整个礼堂烧成一个巨大的火堆。

时年14岁的少女仇茹萍是最后一个被救出火场的幸存者，她被救出时全身大面积烧伤，而她的父母、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没有从火场里出来，她就此成了孤儿。在她之后，再也没有人从火场中活着出来——

由于伊犁地区地广人稀，联络不便，当驻扎在霍城的伊犁军分局边防八团机动营两个连共二百八十名官兵（每位救援官兵人均携带一把十字镐、一把铁锹、两副口罩）在陈福元副团长的带领下奉伊犁军分局的命令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2月19日清晨了，而此时的礼堂大火已经自然烧灭，机动营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清理现场、处理善后。

陈福元回忆：“看到部队官兵赶到，群众让出一条通道，但门口根本进不去，靠门口的地方，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大家必须动手。”

反映2.18火灾事故救援现场的影视作品画面

另一个当事人回忆：现场的尸体集中的位置分别位于大门处和舞台处，两处尸堆层层垒压，冒着“丝丝”白气，最上面的尸体被烧得最惨，被压在最下面的尸体被压得几乎成了一“片”，残存的墙壁上还“印”着许多人形的痕迹，这是搬开靠在墙上被烧焦的尸体后留下来的印记。

经过4个多小时的清理，现场基本清理完毕，机动营的官兵和团场群众总共从现场清理出六百九十四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遇难者尸体，这些被烧得焦黑的尸体被分开摆在礼堂外的院子里来供亲属认领，但大部分的尸体都已经被烧得完全无法辨认，以至于家属根本无从认领，只有少数的遗体被认领。但是经过清点，确认了六百九十四名遇难者中有五百九十七名是六十一团场子弟学校的学生，占全校学生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一，占这起火灾的死亡人数的86%。

另外，火灾还造成一百一十一人烧伤致残，五十人被烧成轻伤，其中95%都是六十一团场子弟学校的学生。

2月19日上午，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马骥带领2.18火灾善后小组赶到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

马骥

马骥带人赶到时，现场的干部群众因为丧失亲人的悲痛（六十一团场几乎每家都有孩子在火灾中遇难）而充满着愤怒，大家认为这次的火灾事故就是因为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临时决定将电影从室外改在室内，如果按照原计划在室外放电影，就算起火也不可能造成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部分情绪失控的遇难者家属包围了周政夫家，要周政夫以死谢罪，甚至有人想将在火灾中遇难的周政夫的女儿的尸体暴尸示众。

但实际上周政夫当时的决定得到了团场上下的一致好评，群众将责任完全推在周政夫的头上完全没有理由。

经马骥带领善后小组成员们一整天的耐心规劝和说服工作，以保证公安机关不清算任何一名闹事群众、支持遇难者家属回老家探亲、帮助遇难者家属联系调动到其他单位为条件化解了此次危机，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在48小时内全部安葬完毕（墓园为三块连片的墓地组成，当地人称为“三大片”，而礼堂的残墙被保留至1997年被拆除）。

为了巩固这来之不易的“维稳”成果，稳定群众情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伊犁地委在2月底任命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

经调查得知，1977年1月底，为了迎接春节，六十一团场供销社采购了不少鞭炮，火灾发生当天在俱乐部空场有不少孩子在燃放各种各样的鞭炮。在电影放映前，有不少孩子携带鞭炮入场，在放映电影的过程中，有数名淘气的小孩因为无聊而试图燃放手中的鞭炮，都被放映队或者孩子家长及时发现而制止，但电影也因此三次中断放映。

然而在22时15分左右，六十一团场子弟学校的小学生赵广辉实在觉得电影无聊，自行跑到礼堂后部点燃了一个一个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这种花炮的特点就是点燃后会一边燃烧放出火星一边因为燃烧产生的喷射力而四处乱窜，比一般的炮仗或者“窜天猴”放起来刺激，但是危险性极大，尤其在室内燃放），燃烧的“地老鼠”蹿进了堆放在礼堂后部的一堆花圈中（总共有近千只花圈，堆放了120平方米的面积），将纸质的花圈点燃，火焰很快顺着电线蹿到了房顶，银幕以及屋顶上悬着的电线很快着火，礼堂内浓烟弥漫。随后礼堂前半部的屋顶出现明火，屋顶的木板、油毡、沥青开始纷纷坠落。由于出口太小，礼堂内大部分人均未能逃出，致发生重大伤亡。

燃放中的“地老鼠”

以上是造成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

经调查，这些花圈是1976年9月10日至9月20日团场为悼念毛泽东主席去世而扎制的，毛泽东同志的全国性追悼活动结束后，因为没有人敢做主销毁这些花圈，因此就被堆放在礼堂后部直到事故的发生，这些花圈是在火灾事故中导致火势迅速引燃的重要原因。

事故礼堂在两次改造中使用了大量的易燃材料，是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事故礼堂在两次改造中封死了七个门中的六个，只留下一个宽1.6米的大门，是导致火灾中人员无法及时疏散，造成重大伤亡的重要原因。

1978年7月，2.18火灾事故善后事宜基本处理完毕。

作为直接责任人，赵广辉因为不满十岁，无法承担法律责任。

作为领导责任人，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场长和政委被处以行政撤职加留党察看处分并被调离伊犁农垦局，另有六十三名团场和农垦局干部被处以行政警告至行政撤职不等的处分（当时在六十一团场的干部事后几乎被全部调离）。

2.18火灾事故纪念碑

谨以此文纪念在这次火灾事故中遇难的六百九十四人。

参考资料：应急管理出版社，《中国安全生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安全生产志-事故志（1949.10——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