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袁世凯“窃国”，可是他这个“皇帝”却是“民选”出来的

对于共和国来说，北京是政府的别称；对于清朝来说，北京是帝王的巢穴；对于中国这个千年帝国来说，北京则是文化与制度两个层面上的龙脉，是华夏万里沃土的灵霄殿，是亿万臣民的紫微垣。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怀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雄心壮志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自此之后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皇都。顺治元年，江山易姓，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入北京城，认为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毫不犹豫地继承了明朝的衣钵，令顺治帝御皇极门，昭示天下，“定鼎燕京”。然而，1911年，有人对北京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个人便是孙文。

“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放鼎新，当有一番佳境。”

无独有偶，参与过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也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说：

“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种力量！”

美国公使后来是否受到了帝都的影响不得而知，然而孙文与伍廷芳这两个同是广东人的南方势力首脑对北京的印象却足以代表大部分南方人的态度：宣统三年南北议和，南方的革命党人同意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革命党人的考虑不可谓不细致：作为一个延续了五百四十四年的前朝帝都，北京早已是理所当然的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而在清朝的最后一年，皇权体制经过不断自我完善，已经渐臻尽善尽美，这是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南北谈判过程中，革命党人一再强调，这绝不是个人的想法，所有嫉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都会同意定都于南京。

面对如此洪流，袁世凯的态度很简单干脆，那就是：

不可能。

袁世凯不南迁的理由与革命党人所担心的毫无二致。国都乃百年根本，也是北洋军阀权力的核心范围，离北京愈远，他们的权力愈弱，因此决不能轻议变迁。事实上，关于迁都的问题根本算不上是谈判，因为在定都这一问题上，袁世凯既没有妥协的主观意图，也没有妥协的客观必要。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京的官绅还未曾将这个新成立的草根朝堂放在眼中——在清帝逊位前，他们已经谋划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那索性直接称帝。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清朝还是民国并不重要，总统与皇帝的称号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要的只是九五之尊的权力，于是南方之间的议和，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成功的可能性。

中华帝国的硬币。

与共和国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人，也并不是那么向往连民国领袖都不一定弄得明白的所谓“民主”的——至少在北京，从寻常百姓到达官贵人，上上下下都散发着一种保守倾向。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琉璃厂的古董生意终年兴旺，新建的深宅大院也依然传承着紫禁城的基本结构。1913年，袁世凯先后发布了祀天和祀孔的命令并恢复了卿与大夫的爵位，这让宣统皇帝的“孤臣孽子”们更加怀念一辈子脚下的生活。隆裕太后去世时，袁世凯下令全国降半旗志哀，文武官员丧服二十七天，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直到次年，一位前清官员写了篇《共和解》劝袁世凯将政权交还给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让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要还政于清了。

这个国家真的更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吗？袁世凯心里也拿捏不准，然而舆论却容不得他反思。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汹涌如潮水，国学泰斗杨度甚至亲撰《君宪救国论》为君主制摇旗呐喊。“新约法”公布后总统之权力、继承完全参照皇帝，与此同时，恢复帝制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聚居在各个城市租界的前清遗老弹冠相庆，甚至反昔日的朝衣顶戴拿出来晒太阳。在国内，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大批封疆大吏支持着帝制；在国外，袁世凯已经得到了日本公使的明确支持。就在1915年，恢复帝制上应天意下顺民心，革命党人的辛苦眼看将在袁世凯还政与溥仪登基的典礼中划上句号。

然而袁世凯自己称帝了。自此，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全部落空。自此，袁氏辛苦经营的大局全盘瓦解。八十三天后，“洪宪”皇帝沉疴暴发一病不起，中华帝国就此绝笔。只留下袁世凯临终前未说完的那句话：

“他害了我……”

这个“他”是谁，已不重要。只是此时的中国，反的并不是皇帝，而是没有皇室血统的人僭位称帝，这种东汉董卓逼宫而遭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又有什么不同？袁世凯得到了一个当曹操的机会，却等不到传给下一代，终于众叛亲离，忧愤而死。

袁世凯的“戎装”。

可是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