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已突破2亿，约占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

我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已突破2亿，约占总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表面上看，灵活就业者有着时间自由、收入不错等优势，但灵活就业本质上是一种自由选择及就业质量的退化。

按道理讲，灵活就业应该是一种就业选择多样化的体现，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然而，现在许多灵活就业并不是劳动者的主动选择，而是结构性失业下的被动妥协。

当前的灵活就业者中，不乏拥有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他们明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只能送外卖、跑网约车、做短视频。这背后反映的是结构性适配问题。一方面是现有产业不能为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提供足够岗位，另一方面是劳动市场对技能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期的下岗潮有着某种历史类比。

当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因企业改制而失业，因此形成了庞大的下岗职工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人最终转向个体经营、摆摊送货等非正式就业岗位。这与今天年轻人卷不进大厂，就只能开滴滴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过那个时候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红利，吞下了巨大失业潮的同时，还带来经济内生动力的第二春。可现在呢，蓬勃空间已经很小了。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工人下岗是体制改革的必然代价，那么今天的灵活就业浪潮则是产业升级之后和高质量就业供给不足的直接结果。数字平台经济本可以成为吸纳就业和提升效率的引擎，但在实践中却呈现出去契约化和去福利化的趋势。平台经济的逻辑是一种算法化的外包。

平台为避免用工成本和劳务关系责任，普遍采用个体户注册加算法派单的模式。比如外卖骑手并不与某团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加盟某个配送站点成为灵活的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平台无需承担最低工资、工伤保险、五险一金等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哈维曾在《资本的限度》书中指出，资本在其全球扩张中总是倾向于规避劳动法规与社会保障责任。在我国这种趋势在平台经济中尤为明显，劳动者表面上是个体经营，实则深受平台控制，如系统打分、排班、罚款等机制，他们无法享受正式工人的权益保障。更糟的是，平台之间的低价竞争，推动了计件制、净素质等内卷规则，使灵活就业者面临极高的劳动强度与风险。在这一机制下，灵活成为了权责不对等的幌子。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强调，政府有责任在有效需求不足时采取干预措施，保障充分就业。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老化、消费能力下降和制造业转移的叠加影响，传统的就业吸纳机制面临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就业的质量，而非仅仅是就业的数量。

从就业形态上看，灵活就业是现实的调节法，但不能成为长期替代正式就业的主流模式，否则将会带来社保缴纳不足、消费信心不足、青年内卷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的话，还会让整个经济发展失速。因为绝大部分劳动人口都在从事非常低附加值与低产值的劳动，尤其是年轻人低质就业的趋势。这种趋势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浪费极为严重。长期来看，它会制约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

灵活就业泛滥的背后，其实本质上是缺乏好工作。现在所谓的好工作全都集中在国央企体制内。其实这是很畸形的，所以必须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干预与机制创新。

德国的经验是通过工业4.0战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同时结合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维持了制造岗位的高工资和高社会认可度。我们其实可以借鉴这种模式，打造新一代产业工人和技术岗位。

不过，这需要将整个职业技术教育都标准化和法制化，而且国家还需要出台专门针对平台经济的劳动力法，明确伪自由职业者的法律地位，确保其享有最低工资、工伤保险、社保缴纳等基本权益。比如欧盟的《数字平台劳动者法案》就可以借鉴，这个法案严格对平台的算法进行监管，防止平台通过算法技术来压榨从业者。

另外，灵活就业者还应被纳入社保体系，建立与个人账户挂钩的便捷参保机制。国家也应该通过税收减免、培训补贴等手段支持灵活就业者转型，推动灵活走向体面。灵活就业人数超过2亿，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的数字。如果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可预见的结果是会导致内需不足、产业结构扭曲等问题的不断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