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形势,所谓人口负增长,就是人口死亡率高于人口生育率。
此后,2023、2024年,我国皆为人口负增长形势,去年全国新出生954万人,而死亡人数高达1093万。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张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强研究员表示: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而这死亡高峰则是三个因素造成的。
那么,这三个因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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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潮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我们迎来了两次的婴儿潮。
第一次是从1949年到1958年,年均出生人口就高达约2100万。
而紧接着的第二次,从1962年持续到1975年,势头更猛,年均出生超过2600万,在1963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954万。
这两波浪潮,共同塑造了一个超过4亿人的庞大人口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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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人已经76到84岁了,正好踏入了高死亡风险的年龄段。
更关键的是,第二波婴儿潮的人群也已经50到63岁,正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迈入老年。
不仅如此,这种“队列效应”还会持续发酵,复旦大学的预测就很直白:到2061年,死亡人数会达到1900万的峰值,是现在的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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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就是当年那批“扎堆出生”的人,如今正“扎堆”走向生命的末端,是躲不开的历史必然。
复旦大学的预测更直白:2061年死亡人数将达1900万峰值,是当前规模的1.7倍。
这意味着,现在的死亡高峰只是序幕,本质是历史出生队列进入生命周期末端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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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波婴儿潮人群已76-84岁,进入高死亡风险期,次波50-63岁人群正以每年2000万人规模迈入老年,基数效应愈发明显。
但推动死亡人数持续攀升的,并不是不断增长的人口基数,而医疗技术的进步在其中起到的“延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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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进步的死亡延迟效应
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均寿命还不足35岁,婴儿死亡率更是高达200‰,很多人根本活不到老年。
可随着医疗水平的突飞猛进,情况彻底变了:疫苗普及让脊髓灰质炎、麻疹这些传染病几乎绝迹,婴儿死亡率降到了如今的6.1‰以下。
慢性病管理也越来越完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及时控住病情,青壮年期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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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死亡年龄就集中到了60到90岁这个区间,相当于把“死亡时间”往后推了几十年。
2023年,全国人均寿命已经升到78.6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17亿,占全国人口的15.4%。
虽然现在每个年龄段的死亡率降了,但架不住老年人口多啊,这就导致总死亡人数从2022年的1041万涨到了2023年的1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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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
然而更让人揪心的是,医疗进步带来的长寿红利。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时,出生人口还短暂回升到1786万,可到了2023年就跌到了902万,总和生育率直接跌破1.2,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为啥大家不愿生孩子了?说到底还是现实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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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成本高,托育服务跟不上,很多女性还得面临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这些因素就直接导致育龄妇女减少了6700万,年轻人口越来越少。
2024年,全国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了139万,这就意味着“少子化加速老龄化,老龄化又让生育意愿更低”的负向循环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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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高峰下的连锁压力困境
更何况,劳动人口越来越少,每4个多劳动人口就要养1个老人,养老负担加重又进一步挤压了生育空间,让整个局面更难逆转。
全国养老床位缺口达200万张,一线城市公立养老院排队周期长达5年,而私立养老院确实有床位,但是价格让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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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私立养老院,基础床位每月要一万二,要是想要全护理的话,价格就涨到了3万。
而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才3500元,这点钱连私立机构的零头都不够,只能靠子女贴钱,可子女自己还有房贷车贷,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除此之外,养老服务的缺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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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护理员缺口高达550万人,专业人才流失率超40%,很多养老院陷入“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困境。
苏州某养老院的院长就吐槽,他们去年招了10个护理员,现在只剩3个。
“每天要给失能老人擦身、喂饭、处理大小便,工作强度大不说,月薪才4500元,比月嫂少一半,谁愿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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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养老服务,医疗资源的挤兑同样严峻。
现在医院的老年病门诊占比超40%,基层医疗资源更是被慢性病管理“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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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上午的门诊号里,有80%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医生从8点忙到12点。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既要给老人测血压、调药,还要解答家属的疑问,有时候还要上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随访。
据统计,全国基层医疗资源有60%都用在了慢性病管理上,导致感冒、发烧这些常见病患者都要排队等很久,年轻人想挂个号都得早起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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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担心的是医保基金的压力。
2023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增速8%,远超5%的收入增速,照这个趋势,2035年可能面临“穿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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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危言耸听,某省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他们省的医保基金支出比2022年多了90亿元,收入只增加了40亿元,缺口比前年扩大了50亿元。
要是未来医保基金不够用,老人看病报销比例可能会降,慢性病用药可能会受限,到时候家庭的医疗负担又会加重,形成恶性循环。
更何况,连“身后事”都开始变得棘手,殡葬领域的压力也在慢慢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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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的墓地价格已经涨到了“离谱”的地步。
上海青浦区的墓地,1平米左右的墓穴均价超10万元,比当地的房价还贵;北京昌平的生态葬虽然便宜,但名额有限,需要排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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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墓地贵,火化也开始排队,广州某殡仪馆在春节前后的旺季,火化需要排3-7天,有的家属为了让老人早点“入土为安”,只能托人找关系。
按照规划,2030年前全国要新增300家殡仪馆和5000台火化设备,可这事儿推进起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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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殡仪馆需要土地,可很多地方的居民都反对“家门口建殡仪馆”,觉得不吉利,去年杭州某区想在郊区建殡仪馆,结果周边居民集体抗议,最后只能暂停。
还有火化设备的采购、人员培训,都需要时间,短期内殡葬压力根本缓解不了。
中国的“死亡高峰期”从来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社会从“人口红利”向“长寿红利+人才红利”转型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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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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