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江说茶 | 茶与散文恰似情侣一般 | 茶说之四

作者 庄若江

华夏民族的那些“茶”事，说不尽也道不完。这貌似不很起眼的东西，润物无声地，就这样滋养了一个民族，润泽了一代代人的心灵。作为华夏文化的一个组成，“茶文化”有如深不见底的古井一般，有着深无底、淘无尽的涵容，等待我们的心灵去感悟，等待我们的笔墨去抒写——

在各类文体中，散文对“茶事”的书写最为多见。细细想来，也许如诗更宜年轻人一样，散文似乎更宜中老年人。茶，给人的印象清淡、宁静、温和，安详，如果文学意象也需要选择一件适宜的外衣，那么，散文与“茶”一定最为相契。“茶”没有咖啡、可乐的浓烈张扬，所以为注重激情闪射的诗歌所不屑，在小说中也至多是个点缀。

而散文与茶，却似“情侣”一般，在悠久的寻觅中邂逅、相知、默契、交融，并逐渐形成一种互为依存、互为表里的微妙关系，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惊人的和谐和密不可解的缘分。换句话说，散文这一文体的天然品性，与“茶”发生了“同质性”的审美遇和，所以能够相依相生、和谐共荣，结成一种情侣般的亲密关系。

当然，这“茶”必须是东方的，带着东方的神秘，也带着东方的智慧与豁达。正如1000多年前，赵州禅师面对远道前来求教的僧人，千篇一律的那句“吃茶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想象空间无限宽广。而直白浓郁的英式红茶，加奶加糖之后，早已没了想象的空间。所以康来新在《茶余酒后》里说，“茶”之所以耐人寻味，在于“茶”拥有那样一种气质，而这种气质是不可以言说的。

“茶”的自然清新，正如散文的自在率真；“茶”的醇厚隽永，又如散文数千载的历史积淀。在散文中，“茶”往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诠释着天人合一的生活哲学，寄托着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隐喻着恬然澄明理想寄托，因此，“茶”也成为世界华人圈反复书写吟咏的内容。

散文在传达情意、表明心志时，“茶”无疑成为优质的媒介和载体；而“茶”在散文里获得了无限宽广的书写空间，得到最大程度的诠释和呈现。这种独特的缘分，也让“茶”与文学、作家之间，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交融互动，构成了华人文学中靓丽而耐人寻味的独特景观。

和“梅”的“傲雪凌霜高洁”、“莲”的“出淤泥而不染”一样，“茶”也在文学家笔下被充分地艺术化、审美化了。“喝茶”亦不再纯属生活行为，而被赋予了精神层面的意义和恬淡自然的神韵。

“茶”不仅被笼罩上了一层柔润的人文光环，也形成了散文写作的一种独特范式。从文体本身的属性看，散文比之小说、戏剧和诗歌，最少桎梏限碍，自由度最大，天马行空来去自如，比其他文体更宜表达自我。在传情达意上，散文也最易自由发挥，既可酣畅淋漓、直抒胸臆，也可深沉隐晦、曲折达至；既可精致典雅，字字珠玑，也可醇厚朴拙，不事雕琢，在任何相度都能获得自由的展呈，一切全在个人喜好。

而“品茶”也一样，既可浓郁，也可清淡，全在个体掌控之中，与散文可谓异曲同工。“茶”的旨趣、作家的意趣，就这样与散文达成了惊人的默契。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在繁富纷纭的万事万物中，散文家偏偏对“茶”情有独钟。

“茶”源于东方，浸润着东方文化的神韵。“茶”也在国人散文中获得了精神层面的充分诠释，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最独特的一道文学景观。巧合的是，散文也被称为“最东方”的文体，小说诗歌皆受西方影响甚大，而散文却无。因而，也最大程度保存了文体的纯粹性。茶与散文，在品位、气质、形态、风韵、性情，形与神诸多层面皆有惊人的和谐和统一。

西方人也喝茶，但西人拿“茶”说事儿少而又少，而西方文学中，令人称道亲切可诵的小品文亦十分罕见，与中国散文之洋洋大观，不可同日而语。在英国，“下午茶”是每天上演的日常，西方现代散文中，只有英国成就最高。虽然，英人的闲适情调与其小品创作之间没太大关系，但二者之间那种密切而又难以捉摸的联系，对华人的茶散文似乎是一种有趣的旁注或佐证。

对华人文学而言，一盏清灯，一杯清茶，一支素笔，于散文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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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若江，江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散文作家、纪录片策划人和撰稿人，江南大学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家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纪录片《说吴》《惠山祠堂群》总撰稿，出版《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工商脉动与城市文化——以无锡为例》《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等专著和散文集《坐看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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