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沈钧儒】重庆谈判时，毛先生下飞机，他被拥挤、捞不着握手

沈钧儒是我国著名民主革命家，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七君子”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后，1935 年又进一步向华北发动进攻，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与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同时，沈钧儒和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等文化界人士，也在上海发起救国运动。12月12日，他们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对日经济绝交”等十二项主张。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文化界救国会章程，并选举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等二十七人为执行委员。

为了更有利于集中指导救亡运动，1936年5月31至6月1日，沈钧儒与全国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和热心救亡工作的个人，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通过《抗日救亡初步政治纲领)。会上沈钧儒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同年7月，沈钧儒和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公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一一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并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

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沈钧儒与毛泽东、宋庆龄、茅盾等九人同为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在沈钧儒的主持下，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办理，举行了三天的群众吊唁仪式。

安葬那天，送葬队伍达五六千人，沈钧儒和蔡元培、宋庆龄等走在队伍最前面，群众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走狗！”“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下葬时，由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大旗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

鲁迅葬札实际上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救国会和沈钧儒等人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政府对救国会的行为非常不安，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逮捕救国会负责人。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会同美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逮捕。

当日，因国民党当局既拿不出证据，又无拘票，法院被迫裁定七人无犯罪行为，先交责付律师保释。不料他们出来后不到十小时，高二分院和高三分院又分别开出拘票，传他们七人到案。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六人或因逃避不及而被捕，或自动投案。后史良自动投案，被关进了女监。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声援“七君子”。1937年4月11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人京向陈、张诸君（指陈立夫、张冲，此为“中统”第一号、第二号人物，如去注）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次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宣言》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形势说，“于是热血之人，莫不奔走呼号，以解除国难，解放民族为已任。沈、邹、章、李、王、沙诸先生，则为此种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之领袖。诸先生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

“吾人要求立即释放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及全体政治爱国犯，立即取消陶行知等及一切政治犯之通缉令。”

潘汉年受中央委托亲往苏州探望七君子。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去探望他们，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并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领导人见面，以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飞机一到，沈钧儒、黄炎培、张澜、郭沫若等作为欢迎代表，秩序井然地向毛泽东走去。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将毛泽东团团围住。

沈钧儒因为年纪大，个子小，体力差，被拥挤的人群挤来挤去，他大声喊着：“我是沈钧懦！我是沈钧儒！……”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引开了记者，沈钧儒等人才得以与毛泽东亲切握手，互致问候，这是沈钧儒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

重庆谈判期间，沈钧儒又与毛泽东在各种场合数次会面。9月11日晚，毛泽东在民盟重要活动场所桂园（上清寺桂园为张治中的公馆宅）宴请张澜、沈钧儒和黄炎培等。

沈钧儒担心中共受骗，危及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所以一再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要当心骗局。”毛泽东耐心而又乐观地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章程，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国共谈判犹如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一开头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

1946年1月12日，沈钧儒由重庆飞抵上海。1947年1月上旬，他参与主持了民盟在上海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并当选为财务委员会主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领导人被迫同意解散民盟总部，于11月6日发表民盟总部解散公告。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沈钧儒和其他中央委员率领民盟各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先后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1月27日，年逾古稀的沈钧儒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与原来在港的中央委员们会合，积极恢复组织。1948年1月5日，他和章伯钧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发表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

他们在《声明》中代表全体盟员一致否认南京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同时指出：“同人等兹依遵本盟组织规定程序，召开本届全会，恢复领导机构，决定继续奋斗的方针。”

他们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共同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和将美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而斗争，并且在香港建立民盟临时总部，由沈钧儒、章伯钧二人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同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准备邀请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召开新政协，沈钧儒是受邀人士之一。

5月5日，沈钧儒、章伯钧、李济深、何香凝等十二位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号召。随后，他领导民盟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并发表《致全国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及全体同胞书》，宣称：全中国人民要求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必须发动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来推翻与全民为敌的南京反动独裁政权，以通过新政协而建立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民主联合政权去代替它。

9月20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参加新政协者的名单致电香港分局和沪局，沈钧儒再次被邀。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续>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