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种：刻在岁令间的丰年密码与时间美学 | 文化中国行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建炎三年（1129），高密人桑仲起兵反宋，最终宋军落败，桑仲顺利占领襄阳等地，野心勃勃地企图向蜀地进发。南宋诗人王之望也在战火中被迫开始了逃亡生涯，几经辗转，王之望流落至临海的龙华寺，青灯古佛日夜长伴，却无法抚平连丧多亲、数年羁旅的离人心绪。一年暮春，梅雨连绵不绝，寓居山林的平静适然也在雨声击打中褪色消弭，连带着王之望目中之景也变了样子，在苦闷翻涌下，他提笔写下了挥散不去的哀愁：“芒种嗟无日，来牟失有年。”然而，这却并非王之望一人的唏嘘，山寺之外，村村户户的农人望着暮霭阴雨，心下同样蔓延着层层忧思——芒种时气失序，麦收无望，大家期盼的丰收与安乐，似乎终将被这场大雨冲刷殆尽。

芒种，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暮春之尾，仲夏之始，这个节气总是如它的名字般牵动起农人心绪，芒种忙种，既是季节交替的婉转序曲，亦是收种同旬的温柔农谚。当蝉鸣未沸、麦浪翻金，饱满的谷粒在田野中低垂颔首等待着收获，更为滚烫的期望、智慧与憧憬，也在辛劳一春的农人心中涤荡、涌动。

芒种，谐音“忙种”，这句民间的趣语，成了这一节气的真实写照。

“芒种”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之中：“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此时，“芒种”二字并非人们熟知的节气称谓，不过，作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国家机构职能丛书”，《周礼》却完整记载了掌管土地和人民的地官系统，其中一类负责指导农业生产的官员便被称为“稻人”，“芒种”亦据此同水稻与农耕有了最初的联系。

后来的“芒种”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意涵，清代李光地等撰写的《御定月令辑要》中便有记载：“五月芒种为节者，言时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玉篇》则解释道：“稻麦芒也，”据考证，此时的“芒种”已经有了语义的扩展，不仅提示着水稻等谷黍类作物的种植，更涉及大麦、小麦、黑麦等有芒植物的收获。

这样的转变大约发生在东汉末年。此时，原产于地中海的小麦历经丝绸之路的跋涉而传入中国，国内免费加工工具技术同步走向成熟，冬小麦的种植也由此自西向东在中国推广开来。作为“新作物”的冬小麦，能够坚挺过凛冽的严冬，做到“秋种春收”，完美衔接了水稻秋收后的“空档期”，让“地无闲田、季季丰收”的农耕理想有了实现可能，带着这样的构思，中国农人逐渐探索出了“稻麦轮种”的农时体系。

所谓稻麦轮种，即是在芒种收麦后立即整体插秧，实现“小麦-水稻”的周年轮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耕地的利用可能。这种探索开始于唐代，根据《蛮书》的记载，唐时云南滇池的一些地区就有了“收大麦后，还种粳稻”的尝试，盛唐之后，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长江沿岸等地，稻麦轮种便成为相对成熟的种植制度。白居易笔下的“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薄绿稻穗香”便清楚展现了接替冬麦入田的水稻在九月成熟的丰收景观。到了宋时，冬麦晚稻在田土间循环收种、交替舒姿就已经成了平常之态，陆游就曾如实记录稻田新种而麦饭飘香的场景：“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也正如其笔下所书，由于冬小麦大多成熟于五月期间，作为暮春仲夏之交的“芒种”，便成为尤为关键的时气，提示着人们收麦种稻，以期谷物满田野，“八月黍可炊，五月麦可磨”。

随着人们的俯仰耕作，“芒种”成了为数不多能够顾名思义的节气，芒种，“忙种”，连收带种，既是酝酿一冬的丰厚馈赠，亦是满怀希冀的再度耕耘。正是在这样馥郁而充实的心境交织中，农人们在初夏奋力耕耘，汗滴禾田之际，也在“芒种”时分种下了自己朴素的浪漫想象。

“安苗”，这项绵延千年的习俗，便是这些夙愿汇集的结晶。皖南地区曾流传的古老农谚描绘了人们“安苗”以祈福庄稼茁壮成长的盼望：“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得苦，图过安苗福。”在这里，也形成了丰富而鲜活的安苗习俗。插红旗、汪公看稻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两项。插红旗即是小小红旗插入耕田预祝丰收，据传此举源自明初，朱元璋和陈友谅陈兵对垒，出生乡野的朱元璋不忘田间谷稻，每占领一块田地就插上小红旗不允许随意践踏，而这些被“庇佑”的田地也用慷慨的仓收襄助朱元璋成就大业，插红旗的安苗习俗从此代代相沿。“汪公看稻”的主人公则是隋末农民领袖汪华，因其为官清正，造福一方而深受百姓爱戴，死后被尊为汪公菩萨，在安徽绩溪，每逢芒种，人们也将从祠堂中请出“汪公”，抬着汪公的轿子巡视稻田，村民们则向其祈祷丰收。

嫩苗青青，粮仓满溢，岁岁芒种在人们的期望中轮回，守候日夜不息的劳作，更在世人对四季韵律的无边畅想中，孕育出新的生活诗意。

芒种的浪漫从不曾止步于田埂之上，反而四散在人们对岁时的尊重与适然中。

都道人间四月芳菲尽，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着对草木花卉的偏喜与眷恋，由此产生了历史悠久的“花神”崇拜。据载，花神是专司人间花卉的神祇，每逢二月初二，民间都会通过众多的民俗活动迎接花神降临人间，庇佑百芳齐放。绚丽了数个春月的姹紫嫣红，终在芒种带来的暑热中走向凋零，人们也怀着满腔感激虔诚相送，“送花神”的芒种习俗也由此成型。

唐代郑还古《博异记》曾记载“护花幡”的神话，时人崔玄徽受花神所托，在苑东树立朱幡来抵抗狂风，从而保护百花，据说受此渊源影响，芒种时节的“送花神”过程中，妇女们都会在树枝上或花枝上系上红绿色的布条，用斑斓的色彩赠别守护人间群芳的花神。曹雪芹曾在《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详细描述芒种时节大观园里彩带飘转，嬉笑沸腾的盛大仪式——

“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

妙龄少女穿梭在偌大的园林之中，光影之间玉手翩跹，彩带飞舞，笑声琳琅，如同人们在芒种时节心照不宣的默契，不伤万物的凋落更始，只留住心间的美好与感恩，迎来送往，乐待自然因律。

同样的闲适与洒脱也酝酿在另一项芒种习俗之中。《三国演义》里曾有这样一个情节，曹操借一场看似轻松的酒宴与刘备闲谈古今，谈笑间完成了诡秘的政治试探与心理博弈，“青梅煮酒”自此成为那场乱世硝烟、群雄逐鹿于世事烟火间留下的特殊印痕。根据考证，就当时的农业生产与饮食习惯而言，这桩奇谈中的“青梅煮酒”是确确实实的两种食物，只因青梅生食酸脆，自商朝开始便被作为调味品，人们也常用以佐酒。直到元朝以后，随着社会饮酒风气的改变，“煮酒”作为一种商品酒类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以温酒动作为核心的“煮酒”才逐步流行起来。在此过程中，人们对味美却酸涩的“梅子”想到了新的“破题之法”，即以黄酒煮制以改善其口感，生出独特滋味。

由于梅子多成熟于五六月，“青梅煮酒”也成为芒种时节人们的又一新潮选择，受到众多文人的青睐。清人顾舜年的《酷相思》就曾写道：“手摘青梅将酒煮，更有甚闲情绪。”时人未曾料到的是，这一“化解之法”却恰恰应和了季节之道，据现代医学研究，芒种时节正值气温升高雨水变多，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极易困倦不振，而醇酒煮青梅，既滋润了酸涩的果味，也在两物配合中生出了祛暑、敛肺、生津、润肠的功效，抚平了人体即将遭遇的燥热不畅。这番天作之合也延续到了今日，在江苏南京等地，芒种时分，街头巷尾便会再度漫起青梅酒的滋味，连带着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年岁的相依相存、相适相宜，一同绵延飘香。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会惊叹于古人对待自然万物的细微察识。就像古书记载的芒种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因阴气渐起而破茧的螳螂，伯劳鸟的鸣啼，反舌鸟的沉默…… 正是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化里，人们敏锐觉察到了时令的交替。

事实上，古人的目光不仅流转于这些山野万物、身处四季之交的芒种，也在时光阶段的周始轮转中，为人们开辟出了认知时间而感知天命的哲思沃野。

陆游曾在芒种节气写下一首《春夏之交哀病相仍过芒种始健戏作》，此时的陆游已过古稀之年，历经多次罢官后归于乡田，在疾痛交加之中等待人生迟暮。正值芒种，眼看春日蓬勃的生息已然走向衰微，陆游开始倾听自我生命旅途的孱弱尾音：“倒壶犹有暮春酒，开卷遂无春夏诗。”但暮春离去后自是夏日景象，万物仍将迎来新的状貌与境遇，情同此想的陆游接续落笔：“痴顽未伏常愁卧，鼓缶长谣乐圣时。”便是病卧在榻，年老体弱，也不妨碍自己继续心存击鼓高歌、盛乐开怀的幻想与憧憬，乍听是老者的自嘲悲语，内里却藏着余味悠长的生命律动——天命有时，无论是盛开还是谢落，始终保持着虔诚的敬意与不散的热情。

芒种而忙种，同劳作生息的融合，也让这种“观己”的生命哲思走向了观世与观人的现实悲悯。白居易的《观刈麦》同样起笔于繁忙的芒种农时，凝望、记录五月田间人头攒动的白居易并未收回目光，相反，他在贫妇人“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的所见中思绪翻飞，最终发出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悲叹与呐喊。暑气四起、耕锄不停的芒种之景，终是化为了尖锐冰冷的民间疾苦，使其在庙堂之高的繁盛悬浮中得以感知芸芸众生最顽强而真实的生命力，放下风雅之姿以垂听世间最浓烈的祈盼与心声，最终完成自我革命与救赎。

初夏时至，四季遍徊，这样的思想回响不断穿古越今，汇入了芒种时令的血脉内核，流进了国人的精神园林。正如这首五律“芒种节”呈现的苍生夙愿——

芒种忙忙割，农家乐启镰。西风烘穗海，机械刈禾田。税赋千年免，粮仓万户填。麦收秧稻插，秋囤再攀巅。

麦粒满而稻谷长，黄土肥而仓廪实，四季畅而人间欢。带着这样的奔头与念想，芒种年年应约而来，国人则岁岁阔步而行。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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