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受命“剿共”到联共、反蒋抗日的思想演变,又是如何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促成“捉蒋”还是蒋介石本人。当然,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和他的周围一批进步的谋略之士的影响,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5年夏,当红军长征北上陕、甘时,蒋介石居心叵测地命令东北军移驻西北地区,并组成“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将杨虎城的第17路军隶属于“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的建制之下。蒋介石之所以任用张学良,就是为了利用东北军,以达到一箭三雕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东北军的奉命剿共损兵折将,给了张学良当头一棒,王一哲67军和红军徐海东15军团遭遇,东北军虽然使延安失而复得,但110师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这个师是“九·一八”事变由沈阳北大营撤出,后转战于长城及滦县东,在各抗日战役中卓有战功的队伍。何立中师长是一个战功卓著的优秀军人。何立中之死,张学良感到东北军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剿共实在太可惜了。
后来,东北军又组织了5个师向陕北红军进攻,碰到的对手是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第一军团和15军团,战斗的结果又告失败,109师在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拒降自杀。106师的一个团也受到严重打击。这就是张学良剿共的下场。
张学良剿共吃了败仗,损夫惨重,蒋介石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反而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停发军饷和补给。更让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东北军撤出东北时,有大量的家属跟随,所到之处,因剿共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老百姓不欢迎他们,不给他们腾房子,不给饭吃,还跟在后面骂他们。尤其是因剿共死伤者的家属,生活更加悲惨,这一切在东北军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综合上述情况,宋绮云进一步分析,认为张学良尽管家仇国恨积于一身,尽管是爱国的不愿意打内战,但他受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影响,中毒太深。大敌当前,应当教育和启发东北军,以促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团结。宋绮云认为两个军的团结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不是剿共而是抗日。
宋绮云在此期间,充分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宣传抗日,反对内战。他发表了《今年国庆所感》《国民军的奋斗与今日之国难》《纪念总理与解救国难》《募捐援绥运动》《极需要组织起来作长期抗战》《德日、意日两协定宣告成立后我国外交之出路》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宋绮云大声疾呼:“现在举国痛恨内战,内战成不足取,古人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足见,凡是中国人决不愿做亡国奴的,某方对我们压迫越甚,我们反抗也越强,这是极自然的啊!”
东北军有离家亡乡之痛,他们被蒋介石欺骗,来西北地区剿共并非所愿,只不过有的人中“攘外必先安内”之毒太深,暂时模糊了敌我界限。为了帮助东北军认清敌友,宋绮云在纪念“九一八”5周年之际,亲自撰写社论,他在文章中说:“九一八”者,非可只认为是历史的名词,实乃民族之血的教训,国家之巨创深痛。此种教训,此种伤痛,在今日犹斑烂鲜赤,溃伤未复。如钉在脑,拔之未果,隐痛正剧,如刺在心,按之犹在,酸楚非常。国人如认为“九一八”已成过去,则成为天地间最麻木不仁的动物。如认为无可奈何,而忍受无异,则成为世界上最没有出息之人类。他在文章中高勉曰:“先贤有云:国立自伐,而后人伐之,国人在此大敌当前,宜有相忍为国之大觉大悟,共同对外。不然,长此以往,未有不中卞庄之计,而同归于尽也。”
以“九一八”之耻,来教育东北军,是最好的治军良方,以抗日与否来分辨敌友,也最能使东北军接受。
为推进抗日救亡事业,宋绮云先后写了《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坚守西安10周年献词》《国民军之奋斗与今日之国难》等文章,发表于《西北文化日报》上,激励陕军将士唯有密切团结共同努力,以救亡图存。
抗日救国是西北军的凤愿,责无旁贷,东北易帜,维护国家的统一,东北军引以自豪,他们有乡土沧桑之痛,无家可归之惨,团结抗日,就成为这两支部队的共同要求。
,宋绮云在《西安文化日报》又发表了《今年国庆所感》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形势的严峻:“寇患深矣,亡无日矣,中国今日确是如斯景象。”这种感叹,又何止他一人所有。东北军、西北军将士再也无心打内战了。
1936年10月10日
7月,原在北平组织“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高崇民、车向忱、刘澜波,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等先后来到西安,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救国活动。他们与在“西救会”工作的东北籍人员张兆林取得了联系,以旅陕东北同乡及东北军人为基础,发起成立“东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救会)。“东救会”和“西救会”,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团结合作,互相呼应,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在这期间,受影响最大的当属张学良将军和东北军,剿共使他损兵折将,更使他名声扫地,从一个不抵抗将军进而变成人人唾骂、大打内战的急先锋。剿共的结果,深深的教育了包括张学良将军在内的东北军,他们在西安地区抗日救亡活动,以及《西北文化日报》的宣传影响下,深受启迪,并形成反思,尤其是张学良将军思想触动极大,他意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中国才有希望。也只有这样,才能洗刷自己不抵抗的骂名。他通过内部联系与共产党接触,于1936年4月9日夜,秘密前往延安,与周恩来副主席见面。,再次去延安,与共产党会谈,并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合作协议。至此,东北军、西北军、中央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
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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