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回望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初创岁月

今年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CES）成立40周年。学会准备举办纪念活动，鼓励会员撰写回忆文章。对我来说，参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工作，是我在美留学和工作期间的重要活动。作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我参加了1985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由五人组成的首届理事会成员。此后，我还担任过两届理事和一任会长，并负责筹办过1988年和1990年两次年会，协助筹办了1993年的“海南会议”，1994年组织会员考察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考察浙江的民营企业并在国内召开了民营企业产权改革国际研讨会，还组织出版了一套管理学普及丛书。在学会成立的最初九年里，我一直积极参与学会的建设和发展，直至1995年回国工作后才逐渐淡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工作。

经济学“联络网”

1984年秋天，在获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经济学硕士后，我又开始在加州大学（戴维斯）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随着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我就萌生了一个与他们建立联系的念头。当时中国驻美使领馆在中国留学生发行类似后来的《神州学人》的刊物，报道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于是，大约在1985年初，我在刊物上登了一个《倡议》，建议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建立一个“Network（联络网）”，并留了我的联系方式。

不久，我就陆续收到了一些同在美国学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来信和电话。几个月后，我们有了将近20人的一个“小圈子”，其中包括几个北大其他院系来美国读经济的同学，不过我们这“联络网”的大部分留学生是在西部特别是在加州各个高校就读的。我们也商量着组织一些有意义的学术或联谊活动。

大约在4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于大海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看到了我在中国留学生刊物上刊登的《倡议》，并告知我说东部有很多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之间经常联系，并准备于5月份在纽约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欢迎我和我们“联络网”的同学参加。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联络网”的同学，并建议大家去参加这个研讨会。

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和创始理事会

1985年5月，我和同在加州大学（戴维斯）经济系的金曦同学飞往纽约，参加中国留美学生的经济学研讨会。参加纽约会议的还有一名“联络网”成员北大校友刘立。

研讨会于5月26日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四十人左右，不少人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不过具体的人和论文题目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感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经济的还真不少。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北大同学有我们经济系的硕士林毅夫、78级的杨文艳、黄跃秋、马国南、79级的王建业等，还有其他系的于大海、蔡金勇、刘立等。大家在学校时可能见过面，但到了美国就更感亲切。

当然，除了北大的同学外，这次会议也让我认识了不少留美学习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学者，例如杨小凯、张欣、钱颖一、田国强、尹尊生、徐滇庆、汤敏、宦国苍、许成刚、王辉进、周惠中、茅于轼、左小蕾、易小冶等，其中不少后来成为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名人。研讨会上印象最深刻有杨小凯、于大海、钱颖一等。

参加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的北京大学校友（左起：黄跃秋、马国南、王建业、蔡金勇、于大海、林毅夫、海闻、刘立、杨文艳）

杨小凯是个传奇人物。在我们这些留美攻读学位的学生中，他的年龄偏大一些，属于“老三届”。文革开始时已经在初中或高中念书的学生，我们都称为“老三届”。1966年文革初期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应该刚读完高中一年级。作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他，属于当时的“红五类”，本应是文革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者。然而，文革进行了一年多后，19岁的杨小凯就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在1968年一月写出了一篇逆当时“革命潮流”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此文不知任何惊动了中央，连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知道了他。于是，杨小凯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十年。

更神奇的是，十年的监狱生活不仅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把他造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计量经济学家。在监狱里，杨小凯遇到了同样被关押的一些教授和工程师，他向他们学习了英语、经济学和数学，为他后来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杨小凯没有正规地上过大学，但他能在武汉大学教授数理经济学。他之所以能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因为邹至庄教授看到了杨小凯独有的素质，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界都不用数学的时候，他居然能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经济。

于大海本科是北大78级物理系的。虽然学的是物理，但他对经济、政治等都非常感兴趣。1980年北大在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时搞了一次自由选举，于大海也是自己报名同学推荐出来的竞选人之一。毕业后他也去了美国，转学经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钱颖一本科是清华77级学数学的，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参加这次研讨会时，他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硕士和耶鲁大学的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并正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

据了解，这次研讨会主要由他们三人发起的。于大海从福特基金会申请了一些费用，用以支持这次活动。他们还得到了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场地。

学术研讨会开了半天，下午我们就讨论成立组织的问题。其实，成立一个正式的组织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大家讨论了一下章程、名称等问题，然后选举理事会。当时，大家互相之间还不太熟悉，所以有的人是自己出来竞选，有的是别人推荐，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对所有的候选人进行投票，投票选出了首任会长由于大海担任，我与杨小凯、钱颖一、王辉进被选为首届学会理事（director）。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首届理事会（左起：于大海、王辉进、钱颖一、杨小凯、海闻）

接下来，首届理事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很多问题。其中，关于学会的中文名称讨论了一会儿。学会的英文名称为“Chinese Young Economists Society （CYES）”，中文叫什么呢？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学会？总觉得有点别扭，好像也没有反映出留美的背景。这时，我说了我的意见，我建议叫“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一方面，中英文之间不需要一一对应的直译，中国的“欧美同学会”也不是英文直译。另一方面用“同学”也可以表达“Young”的意思。大家一致同意，于是，“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正式诞生了！

这个名称用了几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逐渐获得了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各个大学任教，并逐渐步入中年。忘了哪一年，大家说，我们已经不再“Young”了，不能再用“Chinese Young Economists Society （CYES）”这个名称了，于是一致同意将“Young”字去掉，正式将学会的注册名称改为“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CES）”，中文名称也把“同学”去掉了，相应地改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5年学会正式成立之后，我就把情况向我们“联络网”的同学进行了通报，建议大家加入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同时宣布“联络网”解散，“小山头”并入了“大山头”。

伯克利年会

“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成立以后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每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同时改选会长。当时的会长都是义务的，为保证任期内尽职尽力，也为防止形成利益集团，学会从成立之初就规定了每届会长任期一年，不得连任。所以每年的年会都要选举会长和新的理事。

考虑到大部分会员都是高校的学生学者，年会一般都是在暑假期间。年会的举办地由各地学生或学者主动申请，但要负责筹集年会的一部分或全部的费用。1985年纽约召开的是第一届年会，第二届年会于1986年在哈佛大学举办，钱颖一当选为第二任会长。第三届年会于1987年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举办，陈平当选为会长。这两届年会我因各种原因都没有参加，但从朋友和媒体报道中了解一些学会的发展情况。

第三任会长是陈平。陈平是文革前1962年考进中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学的也是物理。1980年他赴美留学，先在休斯顿大学物理系，1981年去了德克萨斯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陈平也是个“神人”，学的是物理，关心的却是经济与政治。1979年，我们还在上大学时就在《人民日报》上读过陈平的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颇开眼界。

1988年春季的一天，陈平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原来申请在华盛顿举办年会的会员突然说没有能力办了，问我“第四届年会不知有没有可能在西部的高校办？”我想了一下说，“可以，不过我不负责筹措经费”。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忙于学习，也没有什么资源，时间又紧，筹措经费肯定不行。不过，我当时担任加州大学（戴维斯）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有两百多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仅经济系就有我、许小年等五、六位学生学者，人力资源还是有的，大家一起帮忙筹备一个年会还是可以的。

如果在西部学校办年会，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校区。一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是加州大学的创始校区，也是世界顶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其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伯克利离旧金山比较近，各地参会的学生学者飞到旧金山就可以。最重要的是，陈平这次要从国内请一些嘉宾来没参会，需要在一个有国际机场的城市比较方便。经过与陈平的详细讨论，我们决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举办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四届年会。

在伯克利办年会当然好，但问题是我们并不在伯克利，戴维斯离伯克利有大约60多英里，交通也不太方便。不过，我既然答应了，就想办法克服困难，把年会办好。

我们立即成立了年会筹备小组，主要有我和许小年，我还拉了别的院系的中国同学。我们通过伯克利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预定了场地，包括主会场的大教室和分组讨论的小教室，联系安排了学生宿舍和餐饮。好在是暑假期间，这些安排都不是很困难。比较费时的是，根据陆陆续续的报名来制定年会议程，具体安排每个人的住宿。毕竟还是80年代，即使在美国，信息技术也没有现在那么发达，没有移动电话，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也没有普及，通讯主要靠信件、电话和传真，可想工作量有多大。还有一个难题是交通。对大部分的参会者，我们只能发一个“指南”，指引他们如何从机场通过公共交通或自行驾车到伯克利。但还有一部分是邀请的嘉宾，包括从国内来的代表团，对他们的住宿和交通安排就要多考虑一些，有些人还需要直接到机场接送。好在我已经不是刚出校门的年轻学生了，组织安排这些事倒都不是大问题。

1988年7月15日，第四届年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顺利开幕，160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的学者学生参加。可以说，伯克利年会是学会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参会人数多，还第一次从北京和台湾请来了学者和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参加年会。北京来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时任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孙尚清（后任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周小川（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张少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其仁、中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晓彬等。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也派了第一研究所（大陆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岗教授参加了会议。

198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召开的第四届年会，海闻在主持会议

这次年会，除了学生学者的学术论文交流讨论外，我们邀请北京来的代表介绍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情况。留学生们一方面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不断提出尖锐的问题，有时弄得国内来的领导不知如何回答。对于赵岗教授，大家也不客气。好在赵岗本身也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习惯了美国大学里这些“没大没小”的提问方式。

年会期间，应伯克利和戴维斯广大留学生的邀请，国内的几位专家分别在两个学校做了讲座。其中，周其仁的讲座最受欢迎，他不仅接地气、有逻辑、讲案例，还非常幽默，时不时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又回味无穷、引人深思。年会之后，我开车带着孙尚清、周其仁、张少杰三人去南加州考察，也去了拉斯维加斯看看。大家一路聊天，我收获不小，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四届理事会

像前几届年会一样，第四届年会一项重要议程是选举新的领导班子。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和理事的产生都是通过竞选的，符合章程要求的会员都可以出来竞选会长或理事。竞选者必须介绍自己并发表“竞选演说”，最后由全体与会会员无记名投票决定。我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的理事，同时选上的还有单伟建、杨昌伯、徐滇庆、许小年、左小蕾，会长是德克萨斯大学毕业并已在缅因大学任教的管理学博士孙涤。与以前几届一样，这届会长和理事在发展会员、组织活动、筹集经费等方面做出努力，学会不断发展，并决定第五届年会于1989年7月在匹兹堡大学举行。

原本第四届理事会也应该像前几届一样，会长和理事们的主要任务是筹款、组织年会、推动学术交流等，但没想到这届理事会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989年春天，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6月以后，国际国内的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复杂，留学生们也对国内发生的事反应强烈、迷茫不解。6月中旬，我到伯克利参加了另一个中国留学生学术组织的活动，发现大家都情绪激动，原本的学术会议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表态会议。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即将举办的经济学会年会。年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学者的论文都是讨论中国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而当时在美国媒体上获得的信息基本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失败了” “中国将倒退回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等。在这样的氛围下，还怎么讨论如何改革？于是，我向孙涤会长建议，将年会推迟。孙涤与其他理事和主办匹兹堡年会的徐滇庆等商量后，决定将年会推迟到12月份。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弄清楚国内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给大家冷静，根据国际国内的新形势重新思考中国经济问题。

学会面临的另一个考验是如何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平衡会员之间不同的政治观点，坚持作为学术组织的原则。6月之后，一些会员甚至个别理事不仅自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甚至希望留美经济学会作为中国留学生组织也明确发表声明，表明政治立场。但是我和很多会员都反对学会这样做，我们认为学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是一个学术组织，不应参与政治。会章也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代表学会发表非学术见解。

在美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第四任会长孙涤面临的压力很大，但他一直比较清醒并坚持学会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的支持下，学会理事会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每个会员有权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学会作为学术组织不参与政治，任何人也不得以学会名义或学会成员名义发表政治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留美经济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的决定是非常理性和正确的，避免了学会因各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分裂解体。

转眼到了年底，留美经济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匹兹堡大学如期召开。经过近半年的时间，大家获得的信息更加全面，头脑也更加冷静，研究的角度也更加新颖和多面。会员们不仅从国内的情况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分析全球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年会照常进行了换届工作，经过竞选和民主投票，已在俄亥俄托列多大学任教的张欣担任了第五任会长。我参加了年会，并第三次当选为学会理事。

年会开得非常顺利。不过，在年会筹办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年会的主办方准备邀请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代表参加，没想到遭到了个别人的反对，这些人说，“我们学会不是不参与政治吗？为什么还要请领事馆的人参加？”为此，我们还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讨论。我的意见是，领事馆不是政治组织，而是国家驻外代表。我们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既然是中国留美学生学者的学术组织，那么我们讨论中国改革开放邀请政府代表参加聆听有何不可？年会筹委会主席徐滇庆也非常坚定，领事馆代表如期赴约，参加了我们的年会。为此，《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举办年会的消息。我后来听樊纲说，这一则小小的新闻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为我们回到国内的会员减轻了很大的压力，至少证明了他们参加的不是“反动组织”。

回国考察

1990年春天，第五任会长张欣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一笔旅费，准备组团回国考察国内经济改革状况。我不清楚申请报名的情况，但知道最终参加的是张欣、孙涤、阎焱和我四人。在美国，我们在不同的州，所以各自定了往返行程。我主要去的城市是北京和天津，顺便回趟杭州探望父母。

在北京，我主要拜访了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等人。厉以宁是北大经济系的老师，我当年上过他的课，也听过他不少有关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讲座。1981年，在我申请出国过程中，厉老师还亲自帮我修改成绩单的英文翻译。遇到他也不确定的课程名称时，他还专门到经济系资料室去查阅，其一丝不苟的精神和对学生热情负责的态度，一直让我感动不已。当然，最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厉老师积极参与了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在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的股份制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出现非公有的股份制企业，在一些人眼里无异于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厉老师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回国前，就听说他的言论已被封杀，处境艰难。

林毅夫是最早回国的留美经济学博士，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始会员。我最早知道林毅夫是1979年，当时我在北大经济系读本科。有一天，系里通知我们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来做讲座。讲座在北大一教举办，主要内容是如何用计量模型来反映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记得克莱因教授用一个含有200多个方程的“Link System”来描述和刻画一个宏观经济。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但前排有一个年轻人却站起来用英语向克莱因教授提问题。我们当时的英语都很差，听都很费劲，更别说提问题了。大家很好奇，“这是谁？我们系的吗？怎么以前没见过？”到系里一打听，被告知：“他叫林毅夫，张友仁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新加坡’华侨”。林毅夫硕士毕业后去了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我们在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时再度相遇相识，才知道他是从台湾来的。林毅夫于1987年回到国内。我非常想知道留美经济学博士回国后的状况，以及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的看法。

陈锡文当时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心主任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改革先锋”称号，颁发奖章。陈锡文的前任是王岐山，副所长有林毅夫和杜鹰，周其仁也在发展研究所。作为主要政策研究机构之一，农村发展研究所在80年代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拜访陈锡文，主要想了解一下体制内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对未来中国改革走向的判断。

到北京之后，我分别去了这三人的家里拜访。拜访厉老师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我到厉老师家时，师母和厉老师的儿子厉伟都在。厉伟当时还在北大念书，厉老师的女儿厉放在澳大利亚留学。在聊了一些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情况后，我们就谈起了国内的形势。很多年后，我才从时任北大校领导处知道，其实厉老师当时的处境并不好，有关部门要求学校组织批判厉老师，但北大的领导硬是拖着没有执行。

1990年春回国拜访厉以宁老师（左起：海闻、厉以宁、厉伟）

见林毅夫也是在他家。除了聊国内经济改革外，我还邀请他参加1990年的留美经济学会年会。他说现在出国不太方便，并推荐了发展所的杜鹰副所长。去陈锡文家是晚上，跟他聊的时间也最长，让我对国内的情况有了更多更清楚的了解。作为当时在风口浪尖的“三所一会”的所长之一，陈锡文在关键时候选择了“不跑”，这让发展研究所的同事们减轻了压力，减少了麻烦。

除了在北京考察外，我还去了天津。去天津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天津也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地区，早在1984年12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已创立，是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二是我的同班同学张炜在天津，担任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通过他的介绍，我可以对天津的经济状况和改革开放趋势有很多更充分的实地调研。

张炜是湖北武汉人，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我们不但同班同组，而且在同一个寝室。在校期间，张炜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毕业后即到天津工作，先后担任过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研究室负责人、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开发区主任和党委书记、天津市政府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天津市委外经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1989年，他主动辞去了一切领导职务。

我到天津后，张炜陪着我拜访了几位经济领域的负责人。虽然他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但他对天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情况非常熟悉。走访中，我惊讶地看到，当时除了一家外企撤出以外，其他的外商仍都留在天津，而台资企业进入的数量不降反升。

1990年春季在国内考察结束后，我回到美国继续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根据对国内经济的实际观察和对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拜访，我写了一篇报告。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主要结论是：改革虽然暂时处在停顿状况，但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状况也不太可能。人们已经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形成了新的、庞大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另外，改革开放的大旗还在，理念也已深入人心，所以，倒退也是不容易的。

戴维斯年会

1990年的年会决定放在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举行。我又一次承担了年会的组织工作。

年会的筹办主要包括邀请嘉宾、征集论文、组织会议、安排食宿等。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发展初期，人均GDP只有1600美元左右。大多数在北美学经济学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靠奖学金，或者助研助教，收入并不高，有的同学还要省吃俭用，帮助家里购置“四大件”或“八大件”。因此，经济学年会不但不收“注册费”，还要尽量补贴参会学生的食宿。

为了降低成本，我再次动员戴维斯的中国留学生和家属参与年会的接待工作，并且由组委会购买食材，炒菜做饭，为与会者提供中餐盒饭。中午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吃着盒饭，也不失为一道风景线。

1990年戴维斯会议的部分嘉宾：蒋学模（左二）、张欣（左四），王新奎（后面）

当年从国内请的嘉宾主要是蒋学模、杜鹰、王新奎。周其仁当时在美国，也来参加了会议。原来还请了张维迎，但后来他接到了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决定不来了。

戴维斯的年会没有换届，因为上届年会的推迟，第五任会长张欣刚工作半年，学会决定本届会长和理事延长工作到1991年年会。

海南会议

1992年6月26日至28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七届年会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召开，易纲当选为学会第七任会长。

这一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邓小平春天的南巡，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他提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确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不仅吹响了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号角，也为留美经济学人回国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机会。会长易纲决定联合中国留英经济学会，与国内研究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合作，在海南海口召开一个有关“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国际研讨会。留英经济学会由张维迎负责，中改院由迟福林负责。

作为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始理事和易纲的同学，我又一次担任了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主任，协助易纲做会务工作，也负责三方的协调和嘉宾的接待。为此，我提前到了海南，跟中改院的同事一起安排工作。

当时的海口还相当落后，机场就只有一栋小楼，没有廊桥，飞机降落后，旅客通过舷梯走下飞机。我先去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他是正部级领导，小车可以开到舷梯旁接。其他人坐中巴，都需要走到外面上车。接到了所有的嘉宾后，我开始点名。印象最深的是点到马凯时，坐在最后一排的他大声地喊了一声“到！”。马凯后来曾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1993年7月1日至3日，“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国际讨论会”在海南的中改院召开。可以说，这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重要和规格之高端，也是前所未有的。参会人员有著名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邹至庄、张五常等，政府官员孙尚清、安志文、童大林、周小川、马凯等，留美、留英或国内学者易纲、田国强、钱颖一、文贯中、张欣、陈平、张维迎、秦朵、樊纲等。

海南会议的嘉宾席

会议开得很成功，但也有三个略为不愉快的插曲。一个是关于是否邀请杨小凯的问题，国内单位很犹豫，但我们还是坚持邀请了。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来。

另一个是排座位的问题。当时留美经济学会的很多人都已经在美国高校任职，担任tenure track的助理教授。中改院的人员却都把我们当成“助教”，安排在最后几排，而一些比我们年轻的讲师或其他看上去有点头衔的人都坐在前面，惹得这些留美教授们大为不满。

还有一个是邹至庄与张五常的争吵。张五常发言时不要用会议的翻译，而是让香港大学的王于渐教授翻译，说一句翻一句，很快就超时了。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主持人也没有阻止。这时，坐在台上的邹至庄忍不住，就跟张五常说，“你已经超时很久了！”，张五常也不示弱，意思是“主持人还没说话呢”，邹至庄就更加愤怒了，“你应该自觉！”这时主持人过来圆场，之后张五常也匆匆结束了。

海南会议会场一角（留美经济学会的代表都在后几排）

但是，不管怎么说，93年的海南会议意义深远。这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理论与政策的国际研讨会，对中国随后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召开的第一次高端的学术会议，是留美经济学者直接参与国内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学教育科研的开始。当年的12月份，以留美经济学者为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开始筹备。

第八任会长

海南会议结束后，我就回美国了，参加了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并在那次年会上当选为第八任会长。说起当会长的事，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我是1985年学会的创始成员也是首届五人理事之一，八年中我担任过三届共四年理事，筹备过两次年会，创办了学会的《会员通讯(Newsletter)》，负责了海南会议的会务，但我一直没有想过要当会长。有一次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在CES干了这么多工作，为什么不当一次会长？”他接着说，“你要不当一次会长，说不定别人还以为你没有能力当会长呢”。他的话刺激到了我，于是我决定在1993年的年会上竞选会长。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还真的是需要竞选的，因为通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会员愿意出来当会长。我那一年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刚在加拿大高校获得副教授的邓胜梁。我们分别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全体参会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由于我参与学会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对我的工作也比较了解，而且我也想好了未来一年的工作计划，所以我毫无悬念地当选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第八任会长。

按照规定，在竞选会长的同时，会员也可以竞选理事。那一年，通过竞选产生的理事为张春、邓胜梁、方星海、葛泽宁、马俊、杨秋梅。我邀请了张春和邓胜梁担任副会长。

当会长的首要任务是筹款。当时的学会没有会费，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一年的活动基本上靠会长去筹款，而能否筹到款则取决于是否有好的项目和资源。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最初的资助单位主要是福特基金会。第一次年会的经费就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后来福特基金会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有关中国的项目就归北京的办事处负责了。1991年田国强当会长时，组织出版了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得到了美国国际私营企业研究中心（CIPE）的资助。CIPE也资助了易纲组织的海南会议。因此，我当会长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继续获得这两家基金的支持。

要想获得资助，首先要有资助方感兴趣的项目，当然也必须是有利于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推动经济学科研教学的项目。我上任后，首先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写提案和申请经费上。我总共向10个基金会或相关组织发送了 17 封信（6 份提案），还专程去了香港和北京，探索跟新的基金会或组织建立联系。幸运的是，我们从其中5个单位（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福特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等）获得了财务支持。

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香港筹款（左起：肖耿、钟国光、海闻、王于渐）

获得资助的主要活动有：一、组团访问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看看这些国家发生的变化；二、在国内召开一个有关乡镇企业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三、组织出版一套《管理学普及丛书》；四、收集和编辑印刷了当时已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博士论文，作为非正式出版物赠送给国内各大学图书馆。当然，还有召开1994年的年会和学会其他的组织建设。

说到财务问题，还有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在申请资助的同时，我希望让学会现有的资金获得更多的收益。1993年，美国的股市特别好，从8月份到1994年初，道琼斯指数不断上涨，而我们存在银行的6万多美元，基本没有收益。那时学会对财务管理也没有详细的规则制度，基本上由会长负责。当时我的想法比较简单，认为应该投资股市，增加收入。于是，我将学会账上的6万元买了共同基金，心想一年内也应有几千元的收益。谁知我买后不久，股市开始下跌，美国的熊市来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的资金损失了好几千元。这时，我有点慌了，我深知这是公共资金，无论我动机如何，不能有丝毫损失，否则我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包括弥补所有的损失。于是，我开始全力以赴地关注起股市来了，每天盯着我购买的基金，连涨两三天左右就卖掉，连掉四五天左右就买进，力争在熊市的大趋势中抓住小的涨价波。这样操作了几个月后，居然把损失都赚回来了，甚至超过了6万元再加上存银行的利息。至此，我立即将资金放回了银行。这段经历也让我决定了从此不炒股。

在短短一年中，经过不懈努力，我为学会筹集了近 20万美元的资金，创造了学会成立以来最高的筹款记录。在我卸任时，除去支付所有的活动，学会财务账上还增加了几万美元的盈余。

考察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变革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变：他们基本上摈弃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并对原有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产权的私有化。转轨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何？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对中国改革开放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为此，在哈佛大学杰弗瑞·萨克斯（Jeffery Sacks）等的协调下，应俄罗斯联邦科学院、波兰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捷克共和国经济部邀请，我、田国强、张欣、周惠中、杨秋梅、张斌、潘晖等7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于1994年7月3日至20日对俄罗斯、波兰和捷克三国进行了为期两周半的访问考察。我的大学同学吴小贺在前苏联留学后留在的俄罗斯工作，她也全程参加了我们在俄罗斯的访问考察并担任了部分的协调和翻译工作。

在俄罗斯，我们拜访了联邦的农业部、国际合作部、经济部、劳动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总统顾问委员会、国家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莫斯科的杜莫德杜瓦市政区等部门的有关官员和学者，参观了杜莫德杜瓦区的农场和中小企业。在波兰，我们去了共和国私有化部、财政部农业局、波兰经济研究所和波兰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ASE）。在捷克，我们到工业和贸易部、经济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官员和教授们进行了座谈。

为期十八天的考察访问，我们行程满满，收获不小。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些国家转轨后短期的经济状况，而且也进一步了解了他们在所有制、资源配置机制、以及政治与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程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考察结束后，大家分别就俄罗斯转轨的综合状况，所有制改革，以及在农业、外贸、汇率等方面的改革与现状提交了研究报告。回国后，我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以《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为书名，于1995年在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了。

在俄罗斯访问，与当地政府官员和学者座谈

除了认真的学术考察外，转轨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行，也让我们看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场景，令人难忘。

印象深刻的是，解体后的俄罗斯物资非常短缺，尤其是农产品。当时负责我们考察的接待单位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到俄后不久，我们访问了远东所。远东所也研究中国，所以彼此之间讨论的话题很多。到中午了，他们招待我们午餐。虽然我们理解国外包括俄罗斯人吃饭不像中国人那么讲究，但那天的午餐也有点太简单了：两片面包、两瓣西红柿、一条小猫鱼。我之所以叫“小猫鱼”，因为让我想起小时候喂猫抓的鱼。当然，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我并不计较这样的食物，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物资的匮乏。

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莫斯科其他地方看到。在地铁站里，我们看到很多人在乞讨，其中有三个场景让我感叹万千，难以忘怀。一个是一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孙女辈的。最令我震惊的是，老太太胸前竟然挂满了立功的勋章！作为一名二战期间保家卫国的老兵，晚年生活困难如此窘迫。另一个是一名很美的年轻女孩，她在地铁站里拉小提琴，琴盖打开着，希望大家给钱，而她却背对人群，面朝墙壁，尽情地独自拉着小提琴抒发情感。还有一个场景是在餐馆和酒吧。在我们吃饭或喝酒的时候，会有一些女孩来表演，其中不少跳的竟然是芭蕾舞！据说是经济不景气后，不少芭蕾舞剧团的演员只好到餐厅或酒吧去打工。

在圣彼得堡，我们去了普希金公园。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走得比较快，我和其他几个人在后面边欣赏风景边拍照。忽然，我们听到前面有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我们赶紧走过去，看到一支十几个人的乐队在演奏。原来，他们看到有亚洲人过去后，立即迎上来问是哪个国家来的。听说是中国人后，他们立即演奏起了中国国歌。我们当然都很兴奋，立刻都围了上去。当然，我们也很快知道，他们是在这演奏挣钱的。于是，我们点了一首又一首的曲子，除了他们能演奏的中国歌曲外，也点了我们熟悉的俄罗斯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山楂树》等。我们给了几万卢布的小费，其实也只有几十美元，因为当时的1美元可以兑换到2000多卢布。几十美元对他们来讲已是不菲的收入了。

其实解体后的俄罗斯还是有很多商机的，但在近70多年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人对商业缺乏认识，即使有了私有产权，他们也一时不知如何经商办企业。当时的莫斯科红场周边有不少餐厅，每天红场上有很多游客，可是晚上7、8点钟后，一般就找不到吃的了。夏天的晚上8点，莫斯科的天其实还很亮，可是餐馆都关门了。当时我就想，要是在中国，估计不到半夜都不会关门。

俄罗斯转型，确实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调整期。照理说，俄罗斯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教育和科技也是非常先进的，在实行了较为彻底的产权改革和建立了市场机制后，他们的生产力应该得到解放，经济应该像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样，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俄罗斯的情况确实跟中国不一样。由于前苏联实行了70多年的计划经济，所有的生产，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所有的人，都是执行上级的生产计划，整个社会基本没有了能够自主决策懂得经营的企业家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当旧体制突然崩溃时，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组织资源发展经济，新的生产力没能很快产生，使得原本短缺的经济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访俄期间，我们还参观了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原来是国营的，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土地实行了私有化，分给了每个农场职工。问题是，这些农场职工原来都是“打工人”，每天只需要根据领导的安排工作。如今自己有了土地，需要他们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真是有点勉为其难。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职工又把土地交给原来的农场领导管理，自己又成为一名农业工人，只是多了一份土地分红，也多了一份要缴的所得税。

代表团参观访问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农场

我们参观的这个农场还不错，领导很有能力。他们也像中国的农村一样，办起来“乡镇企业”。他们主要是加工农产品，还从德国引进了一套先进的设备，收入也不错。那天晚上，农场招待我们，晚餐上酒肉、奶酪、蔬菜、面包等都非常丰盛，让我们足足饱餐了一顿。晚餐前，作为客人代表，我说了一段感谢的话，还说了一句自认为鼓励的话，“虽然俄罗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一定能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没想到这句话还让主人不太高兴，他很骄傲地说，“我们就是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

看来，俄罗斯人的这份自信还真是与生俱来且根深蒂固的。

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国际研讨会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业开始。从1979年到1982年，人民公社已基本解体，变成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原来的社队企业，变成了“乡镇企业”。在农业改革取得成功之后，许多农民和城镇居民也开始创办企业。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没能明确可以创办“民营企业”（即产权清晰的“私有企业”），所以新创办的企业也都不得不注册为“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后来被称为“戴红帽子”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主力军。到1994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2%上升到33%。

然而，乡镇企业的最大特点是“产权模糊”，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不明，缺乏所有者对经营者行为的有效制约。企业缺乏长期发展战略，腐败和浪费现象严重，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企业管理问题逐渐突出，亏损面逐渐扩大。经济学理论界对乡镇企业“产权模糊”的利弊存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下，产权的“模糊”比“清晰”更好，这也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甚至比当时的私人企业表现更好的主要原因。另一部分人认为，产权“模糊”只是现有政策下的特殊产物，是现代企业在改革中的过渡阶段。乡镇企业要想继续发展，明晰产权是必要前提。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讨论乡镇企业的未来发展，我发起召开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产权问题的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和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家一起来探讨产权问题。会议前，我们还安排了对浙江尤其是浙江乡镇企业为期一周的调研活动。

在杭州，我跟易纲专程拜访了万象集团的鲁冠球。鲁冠球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他早在1969年就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企业的不断发展，鲁冠球意识到了产权问题。1992年，鲁冠球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划给宁围镇政府，使得产权逐渐明晰化。

在杭州万象集团调研和拜访鲁冠球先生（左三海闻，右三鲁冠球，右二易纲）

我们还去了绍兴、新昌、温州等地，考察了7家乡镇企业，多数是带着或曾经戴着“红帽子”的民营企业。虽然他们的实际掌控人非常明确，企业运营得也很有效率，但是企业的“集体”性质与家族管理模式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法律风险。其中一些企业已经通过不同形式明晰了产权，另一些企业也正在尝试解决产权问题。这些我们从经济学理论上观察到的问题，企业家们在实践中都有智慧的解决办法。参加这次考察的还有胡永泰、孙涤、李稻葵、王一江、张春、田国强、陈爱民、赵耀辉、车家华等留美经济学会成员，大家都表示收获很大。

乡镇企业考察团部分成员合影（左起：陈爱民、李稻葵、海闻、张春）

1994年8月7号至9号，考察结束后，我们回到杭州，在西湖区的六通宾馆举办了“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化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六通宾馆不大，坐落在杭州西湖的西边山坳里，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的会议地点。但是，当时的地方领导认为我们讨论的是产权问题，比较敏感，所以要求低调。尽管当时从国际国内都请来了一些著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当地领导仍表示了“不出席会议、不会见代表、不报道会议”的“三不”态度。

“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化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开幕式

不过，会议还是开得很成功。共有70多名代表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包括哈佛大学的杰弗瑞·萨克斯、布朗大学的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斯蒂文·史密斯（Steven Smith）、布兰迪斯大学的加里·杰弗森（Gary Jefferson）等国际学者，周其仁、易纲、钱颖一、许成钢、张春、李稻葵、孙涤、田国强、白重恩、方星海、张欣、文贯中、陈爱民、肖耿、左学金、洪朝晖、樊纲、史晋川等留美经济学会成员和国内经济学家，来自北京的陈锡文、杜鹰、韩俊、温州的马津龙、无锡的王安玲等农村农业政策的制定者，以及鲁冠球等著名民营企业家。

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化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条件不太好，颇为拥挤的会场

会议结束后，我将其中的一部分论文和主题发言共16篇文章整理成册，编辑成《中国乡镇企业研究》一书，于1997年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相信这次会议和相关的调查研究，在有关产权理论、乡镇企业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工商管理丛书》和《经济学管理学博士论文集》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大方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市场经济的形态功能、运行规律、问题特点等，田国强主编出版了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主要是经济学各个学科的简单介绍。但是，在企业层面，如何在不同的市场形态下管理和运营、如何发挥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如何通过投融资发展企业等，也需要普及知识。于是，我就计划编辑出版一套《现代工商管理丛书》。

由于我是学经济学的，对管理学的体系和结构不太了解，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写申请资助的计划书。好在我任教的经济系是在大学商学院里的，我很快地从学院的学科布局中学习和研究了管理学的基本结构，并收集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市场营销、运营管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学科的教科书，进一步了解了管理学的内容，起草了项目申请书，并得到了CIPE的资金资助。同时，为了保证书籍的写作质量，我邀请了学会资深的管理学教授尹尊生共同担任主编，成立了包括王燕、邓胜梁、孙涤、梁能在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审稿把关。

在递交项目申请并获得资助后，我们就向全体会员征求写作计划。虽然我们是经济学会，但也包含了很多学习管理学的留美学者。在项目公布后，我们陆续收到了40多份写作提纲，经过丛书编委会的审核，初选了14份。在初稿完成后，又聘请两名专家学者进行匿名评审，并要求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此项目从1993年启动，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最终有12本介绍现代管理学理论的著作在1995年8月前陆续完成交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首次印刷10000册，随后根据需求，其中一些书在第二年又加印了10000册，颇受高校师生和经营管理者的欢迎。

《现代工商管理丛书》一套共12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渐派遣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到了80年代中期，已经有一些学生完成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很多学生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中国的问题。为了了解这些博士们的研究成果，也为了提高国内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水平，我收集了从1984年到1994年在欧美国家一流大学获得经济学或管理学博士学位的林毅夫、易纲、周惠中、田国强、杨小凯、孙涤、文贯中、张欣、王燕、尹尊声、于华、林双林、左学金、钱颖一、徐滇庆、梁能、海闻、王一江、肖耿、魏尚进、李稻葵、陆向谦、宋顺锋、俞卫、白重恩、黄少敏、张维迎、李玲、马骏、王直、余明德、张帆、郑德呈等41位的毕业论文。

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由福特基金资助，我们将这些论文统一格式并复印成册，分别寄送给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校的图书馆，也寄送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北大学经济学院、杭州大学经济系、辽宁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等科研教学机构，以便师生们查阅。

后记

1994年8月19日至21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九届年会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作为第八任会长，我做了年度总结报告。年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理事会，徐滇庆当选为第九任会长。至此，我完成了自学会成立9年来的三届理事和一任会长共5年（第四届和第五届理事会都是一年半）的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于1994年8月17日第347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开启了我回国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自此，我与留美经济学会的联系逐渐减少。

同时，我也要感谢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包括第八届理事会的全体理事和加州大学（戴维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朋友们。其中，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

一位是加州大学（戴维斯）的高成贤。他既不是学经济又不是学管理的，本科读的是林业，博士读是工程，说起来与留美经济学会没有学术上的关系，但为留美经济学会做了很多事。他积极参加了伯克利年会和戴维斯年会的服务工作。在我担任会长期间，他作为志愿者，承担了北美地区数百会员的数据整理和联系工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项工作还是非常复杂和繁琐的，但高成贤做得井井有条，颇受好评，以致我卸任后，与他素不相识的徐滇庆会长仍然请他继续担任理事会的工作。很可惜，高成贤于2002年英年早逝。

另一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甘犁。我担任会长期间，在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一方面有教学科研工作，一方面又要负责学会工作，没有秘书协助，每天都很忙。甘犁当时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不是学会的理事，跟我也不认识，但他主动跟我联系，愿意帮我建立一个全体会员的邮件网络。我很高兴，也很感动。有了这个网络，我可以在没有秘书协助的情况下，保持与会员们的联系，保证了学会的高效工作。甘犁后来成为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著名教授。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40年了，作为一个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又历经各种政治经济风云变幻的学术团体，一直保持着非常活跃的状态，实属不易，颇为神奇。这既得益于当初的机制设计，也归功于一届又一届会长和理事们的不懈努力，更感谢一批又一批留美经济学子的积极参与。作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的会员，我衷心祝福学会40岁生日快乐，祝所有的留美经济学人身体健康，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世界的和平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