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惹作》：在大山深处，被遮蔽的底层女性—惹作的一生

易小荷的非虚构力作《惹作》，以四川大凉山彝族女孩惹作的生命轨迹为叙事脉络，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勾勒出一位平凡女性不为人知的命运长卷，同时深入彝族文化肌理，剖解性别困境与贫困地区的社会镜像。

惹作，1995 年降生于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罗乌村。这个在彝语中意为 "再添一子" 的名字，暗合着父母对男性子嗣的传统期待，也悄然埋下了性别偏见的伏笔。作为家中超生成员，她诞生在一贫如洗的环境中。未曾踏入校门半步，没有身份证明，更无婚姻登记，甚至连一张影像都未留存，十八九岁时便因饮下农药香消玉殒，生命如流星般转瞬即逝，成为无数彝族女性命运的缩影。

一、凋零的生命之花

《惹作》以倒叙手法展开叙事，开篇即抛出惹作服下百草枯三日后离世的悲剧结局，随后将时光倒流至 1995 年。在那个与世隔绝的罗乌村，二十几户苦姓彝族人家散落在山峦之间，生活的艰辛如影随形。作为家中第三个女儿，她的名字与兄长 "招财进宝" 的期许形成鲜明对比，尽显性别差异。贫困的枷锁下，她从未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日常劳作便是放羊、背水。偶尔路过村小学，只能趴在窗台上，用渴望的目光窥探教室中的光景。

彝族女性的生命轨迹被劳作与生育牢牢框定。惹作的母亲一生操劳，关节受损，腰背佝偻，恰似一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树。惹作小小年纪便承担起放羊的重任，10 岁才第一次走进集市，13 岁初至县城，15 岁举行 "威噶咯" 换裙成人礼，这标志着她已进入婚嫁年龄。不久，苏家通过媒人提亲，以 2500 元彩礼订下婚约。母亲病逝的伤痛尚未抚平，惹作便跨上骏马，翻越二十七座山梁，嫁至瓦岗镇。

丈夫苏甲哈比惹作大五岁，身为村组长，起初对她关怀备至，带她赶集，给她零用钱购置物品，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特别。然而，瓦岗地区毒品泛滥，甲哈靠贩毒发家，购置了摩托车、手机和大电视，却也沾染了毒瘾。惹作怀孕期间，甲哈戒毒失败，父亲去世时她因路途遥远无法奔丧，心境愈发沉重。在简陋的条件下生下女儿后，她不得不继续操持家务，而丈夫不仅不予援手，还阻止她回娘家。两人因毒瘾问题争吵不断，一次彝族年途中，甲哈毒瘾发作，更是激化了两家人的矛盾。

某个雪天，惹作安顿好三个月大的女儿，坐在院外棕树下，毅然饮下农药。被发现后虽送医洗胃，但家人拒绝转院治疗，仅请来毕摩举行招魂仪式。第三日，在前往医院的颠簸车程中，惹作香消玉殒。司机因忌讳将车费从 400 元涨至 1000 元。她的离世引发家族纷争，哥哥带人上门讨说法，最终苏家赔偿三万元和一头牛，事件便草草收场。惹作被白布包裹，在河边核桃树下火化，因属非正常死亡，未被记入家谱，灵魂的归处无人知晓，渐渐被人遗忘，只留下 "某女喝农药而亡" 的传闻。

二、彝族文化的双面镜象

《惹作》宛如一部彝族文化的百科全书，通过惹作的经历徐徐展开。罗乌村地处偏远，山路险峻，出行前需烧羊胛骨占卜吉凶。彝族信奉万物有灵，毕摩（祭司）和苏尼（巫师）在婚丧嫁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惹作六岁高烧不退，苏尼以荞麦、黄鸡等举行招魂仪式；母亲病重时，毕摩杀羊献祭驱邪，却均未能挽回生命。婚礼上，惹作身着蓝色婚服，佩戴重达十几斤的银饰，唱起哭嫁歌《妈妈的女儿》，倾诉离别愁绪。葬礼上摆起坨坨肉盛宴，毕摩为逝者灵魂指引前往 "兹兹普乌" 乐土的道路，那是传说中阳光明媚、物产丰饶的归宿。

彝族人敬畏鬼神，对生死持有豁达态度。葬礼盛大庄重，亲属不远千里赶来；婚礼同样隆重，新娘回门时需由毕摩举行转魂仪式，象征着灵魂归入夫家火塘。书中还描绘了彝族年轻人跳 "三十二步" 集体舞、媒人撮合婚姻等习俗，展现出文化中单纯与蒙昧交织的独特特质。

三、彝族女性的苦难群像

惹作的命运并非个例，书中汇聚了众多彝族女性的苦难故事。1999 年出生的衣洛，5 岁时遭遇意外幸存，退学后早早嫁人，育有四个子女，内心满是绝望，感慨 "太容易怀孕" 让她深陷困境。石一日西 17 岁被迫嫁给表哥，离婚后背负 20 万彩礼债务，两段婚姻均以失败告终，如今在西昌做服务员，省吃俭用偿还债务。还有许多女性因娃娃亲、丈夫吸毒或残疾而生活困苦。

自杀在当地并非罕见，跳崖、上吊、喝农药成为绝望女性的无奈选择。衣洛的话语中浸透着绝望，在她看来，婚姻带来的苦难远比死亡更令人恐惧。这些女性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却很少有机会为自己而活，她们的故事交织成一曲彝族女性的悲剧交响，折射出性别歧视、贫困和文化禁锢的沉重枷锁。

四、易小荷的书写与人文温度

身为四川自贡人的易小荷，曾担任《南都周刊》等媒体主笔，在《盐镇》聚焦四川古镇女性后，她将目光投向大凉山彝族女性，回应着 "中国还有更多被遮蔽女性" 的呼声。创作《惹作》耗时一年，她深入美姑、昭觉、布拖等县及西昌市，走访惹作的亲友，研习彝文、民歌和毕摩仪式，力求以最真实的笔触还原那个被外界遗忘的世界。她将彝族歌谣、神话融入文学叙事，展现民族风俗的独特魅力，同时以记者的冷峻视角揭示社会问题，赋予作品强烈的现实关怀。

易小荷将自己视为 "惹作的密友"，在其火化之地久久凭吊，倾注深厚情感。她对比 1995 年全球信息化浪潮与罗乌村的闭塞 —— 村民用不起卫生纸，鲜少有人穿内裤，凸显出巨大的地域鸿沟。走访罗乌村时，她发现惹作的故居已坍塌，火化之地无路可通，当地人因忌讳不愿带路。在拼凑故事的过程中，她以平视的视角展现彝族文化的多面性，深切体会着惹作们的道德观念与生存禁锢。

《惹作》如同一座纪念碑，为无名者立传，延续着《盐镇》的女性关怀，堪称中国苦难与女性主义的典型范本。它以惹作为窗口，展现彝族文化的丰富与复杂，让读者看到这片土地上单纯与蒙昧并存的观念。惹作的命运是大凉山乃至中国偏远地区女性的缩影，她们的苦难源于性别歧视、贫困和文化隔阂。易小荷以文学与新闻的双重力量，呼吁社会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引发对性别平等与社会进步的深刻思考。

《惹作》超越了个人传记的范畴，成为一部社会纪实佳作，兼具人类学与社会学价值。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苦难与性别议题，提醒我们这些女性的故事不仅属于她们自己，更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记忆。